◎滕傑從設計「力行社」，完成了全面抗戰的準備任務；到基於民族大義，而參與「反台獨運動」；揭露了逾一甲子許多從未公布的國史終極秘密。
◎從蘇北閉塞之鄉到中央領導核心，滕傑一生奇遇，是最精采的故事，也是「士貴立志」的人格典範！
◎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寫成。細說、簡述配當有致，內容引人入勝，文辭流利雅訓，是一部可讀性甚高的文學作品。

揭開歷史重大事件的最高祕密！
日本的「三月亡華計畫」為何失算？
中共的「井崗山革命根據地」怎樣被摧毀？
國民黨「徐蚌（淮海）會戰」大敗的根本原因。
目前兩岸「文化復興」熱潮的淵源。
何謂「寧共毋獨」？

本書意義深遠，絕非止於個人的傳記而已。何以言之？
滕先生一生事功，始於民國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事變」，終於民國八十年代的反台獨運動。他在這六十年間的中國現代史裡，曾是核心動力，起著全局性的作用；終生是兩代蔣總統所倚重的人，在國民黨內有重要而長期的影響力。本書的價值自是不可估量！後世之人，凡欲了解這一甲子歷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因果關係者，本書必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
其次，本書描繪出一個世上罕見的人格典範。滕先生常強調「理性的人生」、「沒有失敗的人生」這類話，他總結自己：「我的一生走的是一條可以不受環境左右的道路」，他畢生真是照這些言語去實踐了。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他就是一位「切志救國，畢生弘毅不息」的人。如此高貴人格，當然配作後起之秀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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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原像一篇文章（代序）

講述自傳，原是我研究計畫以外的事。之所以又把它列入計畫之中者，主要是由於一個偶發的原因。
三年前，《龍旗》雜誌社的一批有志青年，為了尋求革命思想的指導，經過張彝鼎、王宜聲 、蔣廉儒三位先生之介紹，來向我請益。他們除要我為之講述反共戰爭問題、兵學問題、哲學問題外，並且要我講述我的自傳，想從我一生的革命經歷中，獲取一些特殊的經驗與教訓。他們忠黨愛國、奮發向上、虛心研究、追求至善的精神，非常難得；尤其處此普遍競相追求物質享受環境中，更顯得特出，令我感動不已！是以不能不應允他們所請。
同時，在我的意識中，也從未排除寫自傳的可能性。我常想：人生原像一篇文章，衹是，這篇文章怎樣寫法各有不同而已。我自己的一生，一直是把握著「報國濟世」這個命題在寫的，並且是結合這個旋乾轉坤、危疑震撼的時代在寫的；有起頭，有過程，也該有個結論。
我這篇文章，已經寫了八十年。其中經過，始終是內外交迫、層層相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錯綜複雜、變化萬千的局面。所幸，在這變化萬千的過程中，我從未迷失過人生的方向。幼時的循性選擇、成年後的理性選擇，兩者能夠自然一致，成就了我一貫地過著理性生活的人生。對此，我自感滿意。
「循性選擇」，泰半出於先天的稟賦。「理性選擇」，則泰半出於後天的認識與決心。我毅然走上了三民主義之建民國進大同的革命大道，就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是從投身於革命洪爐的黃埔軍校開始的。
由於我投身了黃埔軍校，乃獲得了校長、也是革命領袖 蔣公中正特達之知，予以一貫的培植與指引，遂使我有條件得以嚴格的控制住自己，專心一意為革命事業而獻身。六十年來，我已把我的全部時間與精力為這一偉大革命事業而使用了。
又由於我嚴格的過著這樣的革命生活，於是我的處境便很自然的一天一天複雜起來。一面獲得了無數的人對我的關懷、愛護、幫助與期許；一面又引起了無數的人對我的猜忌、誤解、反對與暗算，至於真正的敵人對我的忌恨固無論矣。但不問正面與反面，善因與惡因，對我都是有益的，都是構成我這篇文章之波瀾起伏的必要素材。當然，怎樣才能把這些素材安排得妥當，還是在我自己，此之謂「操之在我」。
那末，我這篇文章寫好了沒有？現在也該作成結論，俾對後世有個交代了。不過，這只是一種懸想，若是沒有意外的觸發，是不會立即決定來講述這部自傳的。
以上就是講述這部自傳的原因。其次，來談談我對寫自傳的一些看法。
寫自傳並不難；因為人生百態，原無一定的範式；而自己講自己的事，更無任何拘束，可以隨心所欲，任意講去。但要寫得好，令人讀之而獲致深刻的印像，且有「如見其人，可友其人，可師其人」的自然反應，那便不是容易的事了。首先，必須要做到「記實傳真」四個字而後可。
胡適之把「記實傳真」四個字作為寫好自傳的標準，確甚允當。惟這四個字應分為「記實」與「傳真」兩個部分來理解。所謂「記實」，就是指的所敍述的事實，必須純然是真情、實事，而不容有絲毫虛假摻雜其間之意。這不謹在表現於外者，該當如此，尤其在無形的心態方面更須如此。這是寫自傳者應取的態度。至所謂「傳真」，係屬方法問題，在求把這真情實事用簡潔生動的筆法恰如其份地表達出來，只須所表達者全屬真誠的流露，自能深印讀者的腦際，而可獲得一個落實的結果。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應該算是一部好的自傳了。
不過僅做到「記實傳真」四個字，只肯定了自傳的「史料價值」，尚未肯定其「社會價值」。一部真正的好自傳，是應該同時具有「社會價值」的。所謂「社會價值」就是「己立立人」的價值，這屬於自傳內容的境界。自傳者真實的人生境界，就是自傳內容的境界。所以一部具有「己立立人」價值的自傳，一定是出自「己立立人」真實的人生。其「己立立人」之境界愈高者，即能給人以高價值的影響。聖賢傳是描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的形成過程，英雄傳是描述英雄之所以為英雄的形成過程；讀聖賢傳英雄傳者，未必即能為聖賢為英雄，但可產生嚮往之心。讀各種有價值的可為楷模的傳記，不管是自傳，還是他傳，所生的影響，大概都會一樣。嚮往之心就是成功之心，所謂「人人可以為堯舜」，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講的都是這個道理。具有如此影響作用的自傳，才是真正有益於世道人心的高價值的自傳。因此，一部高價值自傳的寫作，主要的注意是在其內容之「己立立人」的境界，不僅要做好「寫實傳真」的工夫而已。
寫自傳的正當目的有二：一是自我的人生介紹，另一是自我的人生檢討。前者並非為了自我宣揚，而在符合上面所說的境界，基於為友為師之義，以助人為善、助人向上、助人成就其人之所以為人的美滿人生。後者則在為了自我反省、自我改進，以提高自我的人生境界，以自求人生有一個圓滿的交代。所以，當人們決定依目的去寫自傳的時候，內容的境界為何，殆已不再成為問題；其成為問題者，乃為如何才能做到「記實傳真」。
為什麼「記實傳真」會成為問題？這有三個原因：一是由於過去的事，時間隔得過久，資料不足，僅憑記憶，難免失真。二是由於自己講自己的事，主觀成份難免過重，衡情度理，易有偏差。三是由於隱惡揚善，乃人情之常，且每為現實環境所限，亦不得不然，以致敍事不能周全。凡此，都是達到「記實傳真」要求的自然障礙。
然則，怎樣才能消除這些障礙呢？這須針對原因來分別作答。
為消除第一個原因，要能不厭其煩，多做考證工作。有許多遺忘、疑惑或失真的事，若是得不到可靠的人證或物證，僅從事情之正面、反面或側面之有關的事實中，也有可能考證得出來的；甚至僅用推理方法，也有能得到正確的認定。為消除第二個原因，重在提高處理問題的意境，達到能以歷史眼光與全局眼光來觀察問題，以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來處理問題的地步，而保持一貫的客觀態度，不讓主觀意識有摻雜其間的機會。
對這一、二兩個原因的消除，在有一定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均可得到適當的解決。
真正難以消除的倒是第三個原因。這個原因之難以消除，不在對己，而在對人。對人又不在揚善，而在隱惡。當然，這不是說對他人的「惡」都要隱，而是說有一些惡必須要隱。要隱的惡，往往不止在為避免傷害一個人或一群人，亦在為避免引起政治的或社會的不安。這是從「現實」考慮之所以要隱的理由。同時，隱惡還有其更高的意義。蓋人之秉賦，原有善與惡的兩面，而人之所以為人的進化，即在於向善而去惡，此即老子所謂「為道日損」的道理，其所損者實為秉賦中的惡。因此，隱惡不僅在為人隱惡，亦在導人向善，正符合人類理性發展的趨向。這是從「超現實」考慮之所以要隱的理由。寫一部自傳，必然牽涉到很多人，而隱惡又為勢所不免；是故，任何自傳都不可能做到毫無遺漏的敍述，只可能做到所敍述者沒有不真。
這些都是寫自傳者必然會遭遇到的問題。而自傳能否寫得好，首先就看對這些問題能夠解決到什麼程度，然後才能談到其他。我講述自傳，當然也同樣遭遇到這些問題。那末，我能不能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些，處理得比較接近理想些，做到「記實」和「傳真」？同時，本書的內容究竟到達了何種境界，能不能給世人以向善向上的影響？這些問題，祇有請讀者去細讀全文，自作判斷了。我自己但求所呈現者，都是一片真誠而已矣。
接著，再談談本書的內容結構。此事雖屬技術層次，看似容易，但做起來並不容易。
梁啟超認為：此事包括兩個要領；一為「剪裁」，一為「排列」。前者好像要把一包羊毛變成呢絨，必須經過爬羅剔抉的取捨功夫，先要達到去蕪存菁的目標。後者猶如良工的藝術製作，雖知規矩方圓，但不一定能有優良的成果；必須要有學力，再加天份，運用各種法門，佈置得宜，詳略得當，才能產生好的作品。
我之全部經歷，如作原則性的描述，那祇講一句話就夠了，就是「我一生都在過著操之在我的理性生活」。但如要詳加描述，那就經緯萬端了。八十年中，我歷經滿清、軍閥、民國，以至播遷來台的四個時期；其境遇之一貫特色，就是錯綜複雜、曲折崎嶇；而欲條理分明地將之描述得清清楚楚，誠非易事。所以本書為此，費了少功夫。
本書共分為十六章，章以下為節，節以內有必要時再分為項或目。原則上，全書章節是以時間先後為排列；但為求事實之終始一貫，在很多地方則採取了「記事本末」體，以作某類人或事的完整敍述。至於剪裁方面，凡無關宏旨者儘量刈除之，對關係較重要的故事、對話則詳細列入，以增加內容輕重起伏之活潑性與可讀性。又為了保持文字謹嚴水準，對於重要之人、事、時等項的解釋或資料來源的說明，其不便列在正文之內者，則以注釋出之。自近代西洋傳記作法傳入以還，自傳作法不再拘泥於一定的傳統；所以本書的結構揉合了各種寫法之所宜，表現了極其自由的形式。這主要出自勞政武賢棣的心裁。至於是否能成為一本結構較為妥善的傳記，當然也只有讀者才能加以評定。
最後，我還應說明本書原稿的產生經過。第一步是講述錄音：此項工作自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起，到次年五月十日止，每週在我寓所講述一次，每次三小時，共講述二十二次。聽講者均為《龍旗》雜誌社有志青年。由於保密需要及其他原因，人數限制在十人以內。講述期間，他們風雨無阻，精神一貫。第二步是翻成文字初稿：此項工作是由謝世濯同志擔任，一字一句地翻下來，約歷半年才告完成。第三步是編撰：此項是勞政武賢棣擔任，包括全文結構之整理，內容之考證、文句修飾增刪等繁複工作；自七十三年二月十日始，到八月十六日止，才告完成；整理成全書約三十萬字。最後，由我親加審閱，又費了近年的時間。是此書原稿從開始講述到最後審定完成，共費四年之久。

滕傑（俊夫）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寫於臺北市樂利路寓所

第三章　信仰形成及早期工作

我信仰三民主義，一生以做總理孫中山先生、總裁蔣中正先生的信徒為榮，以闡揚和發展他們的主義思想自許。所以我在思想上、政治上，自始至終有著確定而一貫的態度。
因而，像「牆頭草」、「兩面人」、「投機」、「鄉愿」這一類作風，雖在實際政治上屢見不鮮，但在我一生的政治態度中永遠不容存在。
本章的內容，敘述我青年時代所發生而對我信仰形成有重要影響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創辦力行社之前，初出社會的工作經過。

組織「建國同盟會」
上章談到，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因為不滿系主任施存統說什麼「兩民半主義」，而發生爭執的事。為什麼對施存統的說法不滿呢？那是因為我在英化中學的時候，對三民主義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
大約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天，《三民主義》的演講本已開始傳到南通。最初是《民族主義》的小冊子，後來有《民權主義》小冊子，再後來才有包括「民生主義」在內的全本三民主義①。當我看了三民主義的演講小冊子以後，對它產生了由衷的信仰。例如民族主義，講到中國人如一盤散沙，「只知道家族，不知有國族」以致受外國人欺凌，這種說法印證到我家鄉械鬪的經驗，印證到外國勢力可以在中國掠奪的實況，不是真切得很嗎？又如民權主義提倡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四億人民是四億個皇帝，政府萬能為的是人民，這些說法，印證到我家鄉軍閥橫行，政府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狀況，不是救治中國的良方嗎？又如民生主義主張讓「中國人人發財」，印證到我小時候目睹村民逃荒的悲慘狀況，不是對症的砭針嗎？所以，當我一接觸到三民主義，就被它吸引了，深信了，實在是出自個人的生活體驗而獲致的確信。
信仰了三民主義，自然對孫中山先生的事蹟也產生敬佩。於是，我想效法孫先生而有所行動；首先，我常常向同學好友們講三民主義，也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史，說他在學校就開始產生革命思想，以後又如何採取各種革命行動等等。那時我的同學都不太關心政治，也沒有一個人曉得三民主義，但對孫中山的名字則倒是人人熟悉的。他們聽我講得太多，漸漸也關心三民主義如何救國之類的問題了。
大約在民國十四年初，我又一次對同學們說到三民主義，談到孫中山先生的組織革命方法，幾位同學聽得津津有味。我趁機提議：「我們要學習孫中山，是不是也來一個組織呢？」大家都表示贊成。但他們接著問我：「我們要怎樣組織呢？」其實我也沒有一個明確概念，被他們一問，想了一下，只好說：「我們組織一個建國同盟會吧！」這種講法，顯然是意識上完全接受了三民主義的理念，再加上曉得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蹟所獲得的概念，所以隨口就說出這麼一個組織名稱。
他們對這個「建國同盟會」的名稱很贊成，尤其是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同學名叫詹撫華，陜西人，非常贊成。另一位阜寧同鄉沈震勳，素來就是我的積極支持者，平時有誰得罪我，他就會挺身去對付那個人，他對此組織當然積極支持 。沈震勳的本家哥哥沈占鰲，丁家三叔姪丁世揚、丁世民和丁作詩幾個也是我的積極支持者，所以人都沒問題。於是在我們幾個人發動下，又另外找來十多位同學，一共是二十多人參加，在一個禮拜天，到南通公園成立這個「建國同盟會」。大家公推我當會長，詹撫華當副會長。
我當了「建國同盟會」的會長，心想今後要效法孫中山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既然要革命，兵書是非看不可的。於是，在英化中學三年級下學期那幾個月，我花很多時間讀兵書。
我找來《七子兵略》，全部看完，發覺其中《孫子兵法》是最權威的兵書，所以把它背熟了。可是，《孫子兵法》十三篇所談的都是兵學中的高級原理原則，文句都是極抽象化的概念，我當時無法完全領會它說的是什麼，所以只能算是死記硬背而已。但當時下這種死功夫，對我日後幫助甚大。經過數十年從軍、從政的實際體驗，再加上不斷地研究，當初不懂的，後來完全領悟了。如果當初不背熟，日後的領悟就沒有那麼容易；如果不研究兵書，對自己日後的軍事政治經歷就缺少一層重要的指導作用。
「建國同盟會」只存在幾個月，並未在歷史上留下什麼痕跡。上章講過，我讀完了英化中學三年級，就因「五卅慘案」而發生了解散英化中學的事，同學們分別散到上海各學校去就讀，這個「建國同盟會」組織也等於無疾而終了。可是，這個組織對個人是有相當影響的。因為在組織中宣揚三民主義，使大家對主義有個籠統的概念，一些同學因而日後進入黃埔，參加了真實的國民革命行列。也因創立這個組織之故，使我們對組織有初步的了解。尤其對我個人，它起碼有三項深遠的影響：一是使我背熟了孫子兵法；二是埋下我在上海大學辯駁施存統的伏筆；三是孕育我在七年後組織力行社的根苗。

上海初識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於上海，當時全國的黨員只有五十七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只是滄海一粟。但經過幾年的發展，到了民國十四年，就是我到上海讀書時，已擁有數萬之眾，不僅各種工會、學生會多被共產黨分子控制，就連國民黨的黨、政、軍機構也多被滲透。由總理孫先生創辦的武學校黃埔軍校如此，由他創辦的文學校上海大學更是如此。我到上海大學的時候，學校不只被共產黨滲透，簡直是被盤踞了。前章說過，社會學系的系主任施存統就是共產黨重要分子。教師中著名的共產黨人還有瞿秋白、惲代英等；同學有秦邦憲（即博古）、劉少奇、謝雪紅等。上海本是共產黨的發源地，上海大學似乎就成了他們在上海的大本營。上海的工人運動，也是由上海大學的共產黨策動和控制的。
當時鎮守上海的一位軍閥名叫邢士廉。有一次，上海工人常常鬧罷工的事，惹火了這名軍閥，就下令把上海總工會封閉了。那時正是發生「五卅慘案」不久，人人痛恨帝國主義、痛恨軍閥。邢士廉這一舉動，社會為之譁然，尤以青年知識分子憤憤不平。
這種客觀情勢，當然又是共產黨活動的好機會。首先他們在學校裡起鬨，跟著便要示威遊行。領導這場示威遊行的人就是劉少奇。劉少奇在學校裡策劃好一切，諸如進行的路線、沿途叫什麼口號、怎樣跟新聞記者聯繫、怎樣聯絡其他團體並策動他們響應，怎樣展開全面的罷工、罷課、罷市……等等策略步驟，乃至分工執行人員，統統計畫好了，才展開遊行。
上海大學很多學生都參加了這次遊行。多數人和我一樣，只是糊裡糊塗跟著走。示威的目標是總工會大門口，總口號是「啟封總工會」。在進行之前，我們先排好二路縱隊前進。就在排隊時，共產黨作了巧妙的佈置。共產黨和他們關係人預先到達集合場地，排好了靠右的一路縱隊，我們一般學生稍後才到另排在靠左的一路縱隊。這樣成二路縱隊從學校出發，沿著馬路喊口號，遊行向著總工會的目標前進。到了總工會大門外的大院子就停下來，指揮的人下令全體「向左轉！」結果，我們這一縱隊變成人人面向總工會大門口的第一排，共產黨和他們的關係人則站在我們背後的第二排。這是不著痕跡的安排！
守著總工會裡面的軍警，一看到我們在院子裡喊著：「啟封總工會！」「不啟封就打倒軍閥！」等口號，一個個凶神惡煞般，持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到我們面前。軍警在我們第一排的每一位同學面前都抵著一把刺刀，彷彿馬上要刺進去的樣子。同學們在這情況下，個個都不能不表現出無比的英雄氣概，抬頭挺胸，口號喊的更響。可是，站在後的人，一看情勢危急，居然一哄而散！幸好士兵持刺刀只不過是想嚇嚇我們罷了，見我們不屈服，一會兒也就把槍放了下來。緊張氣氛一鬆弛，我們往後一看，劉少奇他門那班人統統不見了。大家不再顧示威，不約而同地罵他們是甭種！於是，隊伍便自然解散。回校途中，還見到一些悄悄偷跑的共產黨人，我們就指著他們破口大罵，他們也不敢吭聲。我們回到教室檢討此事，有人就說了：「劉少奇混蛋！他要我們當替死鬼，他是共產黨，你們知道嗎？」從這時起，我才知道劉少奇是共產黨，才了解到共產黨玩弄群眾於股掌之上的手段。事後我常常回想刺刀抵在胸前的情景，那時的軍閥士兵是蠻不講理的，真是刺下去也大有可能。我差點沒有糊裡糊塗做了共產黨人的犧牲品，真是值得慶幸。但由這次事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認識到共產黨的厲害手段。我一生以反共為職志，與這次事件有重大的關係。
此外，還有一位共產黨重要分子惲代英，也曾給我一個深刻的印像，在此順便一提。惲代英是上海大學的教授，教我們中國外交史。他教書很有方法，上課很活潑的。有一次，他高興起來，不講外交史，說是要教我們寫文章。他說，你們不要以為寫文章很困難，其實簡單得很。首先，你要確定題目，把題目定好了以後就不必發愁了。因為任何題目的文章，都有人寫過，所以只要把有關的文章找來，東抄一下西抄一下構成一個體系，加上你的名字，就是一篇文章了！
當時我聽了他的話，心理很反感。我想，一個當老師的人，怎麼可以教學生抄文章據為己有呢？雖然俗話有道：「天下文章一大抄」，這到底是一句諷刺性的笑話，它的真正用意是要人不可抄文章，而不是鼓勵人去抄文章，當老師的人豈可用一句笑話的表面意義去鼓勵學生？何況，文章的詞語、技巧、資料固可以效法別人、甚至引用別人的，但文章的取裁角度、達到的意境、以及自己的見解等等都不是抄得來的。所以，我聽了惲代英的話心理就覺得，這不是他做老師應有的態度。

在黃埔與左派鬥爭
中共創立不久，就奉第三共產國際之命，佯為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實為混入國民黨內，以求達到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之目的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創辦之後，即展開東征，獲得輝煌勝利，軍校的聲望與影響力即飛躍上升。中共領導階層看到這一點，深知軍校的重要性，便千方百計來滲透控制這所學校。其滲透控制之方法是以兩條路線進行的：一是直接遣派全國各地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及左派分子到軍校來讀書③。另一條途徑是由周恩來，惲代英、聶榮臻等共黨領導人在軍校任教職員，做組織學生支左（如鄧演達、李濟深等）、拉中（如何香凝、張治中、汪精衛等）、打右（如吳稚暉；戴季陶、王柏齡等）的種種工作。
中共此種滲透控制情形，到我入黃埔第四期的時候，已經十分嚴重。剛組織不久的「孫文主義學會」與受共產黨控制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針鋒相對，鬥爭得十分激烈④。但我既沒有參加「孫文主義學會」，更不會參加「青年軍人聯合會」。不過，我的立場必然是站在反對共產黨這一邊的，這是來自英化中學研究三民主義所得的信仰，以及上海大學親身體驗劉少奇領導那次遊行給我的教訓。
那時，凡是入黃埔軍校的人都要加入中國國民黨。我在上海大學已入過黨，但進入黃埔第四期後還要入黨。步兵第一團第五連連長蕭乾和我的排長潘明甫為介紹人，我就再次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連長和排長二人對我不錯，他們說：「滕傑這個人，一看就曉得是個大學生出身的」，所以入黨後，要我負責黨內一些工作。
黃埔軍校有各級的黨部。學校有特別黨部，學生各團、大隊亦有團黨部、大隊黨部。團以下的營、連亦然。因為連長、排長都器重我，於是我被推為團黨部的委員，另外第二連的胡軌同學也被推為委員。我負責宣傳，胡軌則負責組織。這個任務分配並不恰當，依我兩人長處，應該胡軌管宣傳，我管理組織才是。不過，我兩人配合得相當好，這兩種職務是黨部裡最重要的，等於我倆人控制了整個團黨部，因而共產黨人在我們這一團無計可施。我們的上級黨部，就是學校的特別黨部，主要是由二名常委──賈毅、陳超控制住的。共產黨人想從特別黨部下手，先把特別黨部控制住，再往下控制各級黨部。
怎樣下手呢？第一步就是要把賈毅和陳超兩人醜化。共產黨人編了幾句順口溜：「賈毅陳超，亂七八糟」等等，大家流傳哼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先把他二人「搞壞形象」，以共產黨的術語就是先行「鬥臭」。這樣一搞，果然弄得他二人的壞名滿天飛。於是共產黨進行第二步，發動黨內同志罷免他二人。最後，竟然真的開成了一次全校性的黨員代表大會，欲進行罷免賈毅和陳超。
一天晚上，「黨員代表大會」在學校大禮堂舉行。各級黨部幹部、各連黨員代表統統出席，大約有一百多人參加。我和胡軌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可是，我們不過以黨員代表身分出席，完全是被動的，接了通知就去開會，根本毫無準備，更未學會運用組織來控制會議的技巧。其實這次會議是壁壘分明的，共產黨的人在「青年軍人聯合會」名目聯絡下，很多人都是有備而來。而在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這方面，當然也是針鋒相對的。但我既沒有參加這兩個組織，事先也不知道這種情況。
一開會，就先選主席。屬於這一派的人被推為主席，過了不久，就被轟下台。屬於另一派被推為主席，又立即被轟下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換主席，會議非但開不下去，整個會場已亂成一團。在會場外巡視的值星教官吳思豫，他是學校訓練部主任，屬於一級主管，地位很高；他身披一條大紅值星帶子，在大禮堂外面走來走去，我們向窗外可以看到他很著急的樣子。吳主任顯然擔心今天晚上會發生什麼事故，因為前此不久，「孫文主義學會」的潘佑強、楊引之兩人就被共產黨打傷過，那時左右兩派常有打架的事發生。今晚這種場面，更有打架的可能；好幾位主席相繼被轟下台，台下一百多位會眾你罵我，我罵你，有拍椅子的，有狂呼口號的，亂成一團糟，演變下去很可能造成互毆的局面。
我身陷這種場合，一面是擔心，一面是莫名所以，也不曉得怎辦才好。突然有人喊：「我推滕傑當主席！」我也不曉得提議者是誰。他的喊聲一落，居然有人鼓掌，接著很多人附議。我事前根本毫無心理準備，又看這場面亂鬨鬨的，所以坐著不動。那些人鼓掌更起勁，有人一面喊：「你趕快上台啊！大家推薦你，你就出來啊！」又有人過來拉扯，硬要我上台。我一看這情形，不動也不行，只好上了主席台。在前章英化中學一節裡，我已講過，因為當了學生自治會主席，把會議規則讀得很熟 而出了名的事；所以當主席，我是有經驗的。不過這會場如此的混亂，怎麼個做法呢？我一邊走上台，一面立即想到：「關鍵仍在會議規則！」我很快決定了主持這個混亂會議的方向。
一上台，我就說話了：「承蒙各位推我當主席，使我非常惶恐！但又不能違背大家的厚愛。大家知道，開會必須依照一定的規則。當主席有一定的職權，他的職權就是依照開會規則來規定的。所以沒有開會規則就不能開會，沒有開會規則也不能夠當主席。現在大家來開會，又推舉我當主席，我們如果要臨時來擬定一個開會規則，根本就沒有時間，是不可能的事。那麼，我現在要請問大家，對於我們的總理遺教，有沒有人反對的？」
這麼一問，全場肅然，沒有一個敢說反對的。即使是共產黨人，那時候也在名義上擁護三民主義、貫徹總理遺教，是孫中山的信徒，所以絕不會有人敢說反對的意見。第一步成功了！

以上內容節錄自《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勞政武◎編撰．淨名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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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簡介】

滕傑先生（1904.1.5～2004.7.4），江蘇阜寧人。上海大學社會系、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結業。曾任軍校政訓處長、軍委會廳長、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秘書長、行憲前立法委員、制憲國大代表、南京市長、國大黨部書記長、中央信託局理事會主席等要職。
然而，滕先生認為，這些職務都是無關宏旨的。「九一八事變」前夕，懍於日本的「三月亡華」野心，他孤明先發，擬具一個救國計畫，破除萬難，成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這個全國性秘密核心動力組織，以六年時間完成「國家統一」與「國家改造」兩大艱巨任務，奠定了八年抗戰的勝利基礎。不特此也！六十年後，滕先生以耄耋之齡，高舉民族主義大旗，阻遏李登輝等人的謬行，蔚為後世「反台獨運動」的精神先導。
滕先生功在民族國家！


【編撰者簡介】

勞政武博士
民國三十三（1944）年生，原籍廣東省開平縣。少年赴台，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律研究所碩士，香港能仁研究所哲學博士。高考榜首（五十九年全國性公務員法制組）。
曾在台灣政大、空大，香港珠海、能仁等校任教。主持《法論月刊》、《疾風雜誌》、《龍旗月刊》等刊物十多年。現任台灣桃園縣楊梅市「淨名文化中心」創辦人、廣東省開平市「鳳儀農場」董事長。
專著有《論唐明律對官人之優遇》（教育部頒：青年著作獎）、《古今法律談》、《戒律學原理》（北京版：佛教戒律學）、《現代佛學別裁》（上海版：佛學別裁）、《法輪功破析》（美國版：The Refutation and Analysis of Falun Gong）等。發表於港、台報章的政、法、哲文章逾二百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