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距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卻也是一個最有智慧的時代，這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為民族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孔孟思想便是誕生於此時。

本書是南師對《孟子•梁惠王》的講解，〈梁惠王〉為《孟子》七篇中的第一篇，是孟子思想的基礎與入門，在本篇中，孟子對梁惠王談治國之道，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展開。書中介紹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社會環境的現實，再從鄒衍的陰陽學說、蘇秦的合縱政策、諸多歷史典故，談到孟子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因而對孟子的人格和思想有更深刻的認識，並為後世治學與治國的榜樣。

孟子遊說各國時既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只講霸術，所以並未受到諸侯禮遇，在那個爭權奪利的時代中，他希望以濟世為目的實行王道仁政，促使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在現實功利的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在將來，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孟子說的仁義，就是天下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孟子的思想在國際局勢紛擾的今日看來，不但發聾振聵，更是亙古的真理，值得一再研讀！

生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正當東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盪撞擊的時代，從個人到家庭，自各階層的社會到國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內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狀態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因此在進退失據的現實環境中，由觸覺而發生感想，由煩惱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尋思，周遍觀察，然後可知在時空對待中所產生的變異，只是現象的不同，而天地還是照舊的天地，人物還是照舊的人物，生存的原則並沒有變；所變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因為人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實，真際無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會千迴百疊，永遠在紛紜混亂中忙得團團而轉，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適從。

我是中國人，當然隨著這一時代東方的中國文化命運一樣，似乎是真的迷失了方向，也曾一度跟著人們向西方文化去摸索，幾乎忘了我是立足在本地方分上的一個生命，而自迷方向。《周易．序卦》說：「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我們自己的文化，因幾千年來的窮大而一時失去了本分的立足點，因此而需要乞求外來的文明以自濟困溺，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是勢所難免的事實。然而一旦自知久旅他方而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那便須知機知時而反求諸己，喚醒國魂，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強之道。正因為如此的心情，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學生們，都認為我是頑固的推崇東方文化的倔強分子，雖有許多歐美的友人們，屢加邀請旅外講學而始終懶得離開國門一步。其實，我自認為並無偏見，只是情有所鍾，安土重遷而已。同時，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們，應該各自反求諸己，重振西方哲學、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濟助物質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至於我個人的一生，早已算過八字命運──「生於憂患，死於憂患。」每常自己譬解，猶如古老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白頭宮女，閒話古今，徒添許多囉嗦而已。有兩首古人的詩，恰好用作自我的寫照。第一首是唐人劉方平的宮詞：

　　　朝日殘鶯伴妾啼 開簾只見草萋萋
　　　庭前時有東風入 楊柳千條盡向西

詩中所寫是一隻飄殘零落的小黃鶯，一天到晚陪伴著一個孤單的白頭宮女，淒淒涼涼地自在悲啼，毫無目的地愴然獨立，恰如我自況的情景。偶爾開簾外望，眼前盡是萋迷芳草，一片茫然，有時忽然吹過一陣東風，卻見那些隨風飄蕩的千條楊柳，也都是任運流轉，向西飄去。第二首是唐末洞山良价禪師的詩偈：

　　　淨洗濃粧為阿誰 子規聲裡勸人歸
　　　百花落盡啼無盡 更向亂峰深處啼

這首詩也正好猶如我的現狀，長年累月抱殘守闕，濫竽充數，侈談中國文化，其實，學無所成，語無倫次，只是心懷故國，儼如泣血的杜鵑一樣，「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如此而已。每念及此，總是沓然自失，洒然自笑不已。

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際遇，孟子曾經說過人有「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一個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觸社會各層面的經驗中，就會容易體會到孟老夫子的話，並非向壁虛構，確是歷練過來的至理名言。當在民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我因應邀講完一部《論語》之後（事見《論語別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記錄，復受社會各階層的偏愛，慫恿排版出書。但我自知所講的內容，既非正統的漢、唐、宋儒的學術思想，又非現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只是因應時代潮流的亂談，屬於旁門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論語別裁》，以免混淆視聽，惑亂後學。

誰知出書以後，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接連出了十二版，實在彌增惶恐，生怕誤人。因為徒手殺人，罪不過抵死而已，如果以學問誤人，便是戕人慧命，萬死不足以辭其咎。此所以在我們固有文化的傳統中，學者有畢生不願著書，或者窮一生學力，只肯極其謹嚴地寫幾篇足以傳世的文章而已。這就是以往中國文化人的精誠，當然不如我們現代一樣，著作等身，妄自稱尊的作風。

但繼此以後，友人唐樹祥先生，在他擔任《青年戰士報》社長的時期，極力邀請在其報社繼續再講《孟子》《大學》《中庸》等所謂「四書」之學。唐社長平時說話極為風趣，尤其對我更是暢所欲言，不拘形跡。當他擔任中正理工學院政戰部主任的時期，常來拉我去講課，而且勸說：在這個時期，大家都忙得沒有時間讀書，你寫書寫文章有什麼用？多來講課，教授青年學子，還比較有意義。總之，我在他的盛情不可卻的壓迫下，只好被他拖上講臺。但當他調任報社社長的時期，他便說：多講還不如多寫的好。希望我多寫點東西，好交他在報上披露。他的能言善道，我對他真是莫可奈何。

其實，我對講學則言不異眾，寫作則語不驚人，可以說一竅不通，毫無長處。但畢竟擋不住他的熱情，終於在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的秋天，開始在《青年戰士報》的樓上開講《孟子》。那個時候，也正是我思念在苦難中的父母，心情最難排遣的時期。講到孟子，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千秋母教儀範的孟母，因此開章明義，便引用了黃仲則的詩：

　　　搴帷拜母河梁去 白髮愁看淚眼枯
　　　慘慘柴門風雪夜 此時有子不如無
　　　
當然，這種情懷，不只我一人是如此，在當時現場的聽眾們，大多數也有所同感。同時，蔡策也對講四書的記錄工作，極有興趣和決心，他一再強調，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孟子》講稿的因緣，就在唐、蔡兩位的鼓勵下完成。

後來因為俗務累積太多，自己沒有真正安靜的時間看記錄稿，因此，積壓多年無法完帙。目前，老古文化圖書公司的出書業務，正由陳世志同學來擔任。他站在現代青年的立場，又一再催迫出書，我常笑他猶如宗澤的三呼渡河，左季高的大喊兒郎們出擊一樣，壯氣如山，無奈太過冒昧！然而他畢竟強人所難地做了，還要催我寫序。事實上，《孟子》的序言，實在不好寫，因此只是先行略抒本書問世的始末因由，暫且交卷。書名「旁通」，卻又暗合宋代的桂瑛，及元代的杜瑛兩位先生所撰的佚書命題。但我所以定名「旁通」的本意，仍如《論語別裁》一樣，只是自認為旁門左道之說，大有別於正統儒家或儒家道學們的嚴謹學術著作而已，並非旁通各家學說的涵義。

南懷瑾
歲次甲子（一九八四年）六月四日端陽節

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干己，無切膚之痛的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
名辭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的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的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敝，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

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藉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戰國時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以上內容節錄自《孟子旁通》南懷瑾/著．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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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 先生
一九一八年生於浙江省樂清縣，幼承庭訓，少習諸子百家。一生行跡奇特，常情莫測；四處奔波，化育無數。出版有儒、釋、道等各家五十多種著述，以其獨到的方式，引領新世代的人們直入文化的核心智慧，讓讀者更樂於瞭解歷史人文的博大精深。
先生二○一二年辭世，享年九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