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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學工程的，年青時雖然對語文有興趣，卻從未對漢字本身有所探討。直至1980年代初期，我從台電調到某工程顧問公司工作，那年代英文打字用王安電腦，中文還是用大字盤。不久個人電腦(PC)出世，並開始流行倉頡輸入法打漢字，於是我開始注意中文輸入問題。
那時我總覺得倉頡輸入法的中文字根“日、月、金…”與鍵盤英文字母“A、B、C…”，毫無關連，很難記憶，不易學習。於是我開始研究“字元輸入法”，把中文字元 大(dA)、勹(Bo)、十(Cha)、點(Dian)、耳(Er)、方(Fang)…與英文字母
A、B、C、D、E、F …對應。完成後曾向台灣專利局申請專利獲准，並參加“資訊策進委員會”舉辦的中文輸入比賽，在參賽五家中“字元輸入法”的成績列為中等。但我對自己設計的輸入法未盡滿意，迄今只有自己家人在用，並未推廣於社會。
1990年代中期我遷居海外，當地中文繁簡並行。閱讀日報，時常發現有繁簡轉譯的錯失，如“皇天後(后)土”、“洗發(髮)精”、“幹(干)涉”…，這些由於繁簡對應“不對稱”所引起的錯譯，對海外年青學子，恐造成不良影響。於是我開始留意繁簡體對譯問題，並進而研究整個漢字系統，包括字形結構、部首、聲系、部件、同音/多音字的統計及分布等。
並把研究成果在“北大中文論譚 ”上發表，十年間(2005-2015)在論譚上共帖了60多篇文章 (附錄)。當年撰文時或用簡或用繁，本輯用字亦隨之，並藉此表示作者對繁、簡體一視同仁，不存偏見。
我最關切的漢字問題：在通用字(7,000個)範圍內，繁簡體可否統合成一個規範，亦即漢字再一次的“書同文”。本書<談繁說簡話同文>便是討論這個問題。本主題分為三層次來討論：首先，要認清繁簡體究竟有那些差異，因此我作了<兩岸規範字的比較>。其次，繁簡體“不對稱”的對應問題，應若何解決，因此我分析了“一對多”字組並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最後，對於繁簡如何統合，我更是十分關注，提出多篇論文，在<北大中文論譚>上發聲、呼籲。
欲使中華語文統一，需修訂繁簡體規範，這牽涉到政治問題，在目前並不容易做到，因此須要循序漸進。在繁簡並行的此時，先求繁簡“一對一”的對應。要達到此目的，必須大陸規範中增加少數繁體字，同時在台灣規範中接受一些簡化字，而這可以用“繁簡轉譯”的軟件達成。例如，簡體[发]對應了繁體[發,髮]，在對譯軟件中，只讓 发vs.發，“髮”不轉換，留在簡體文件中。又如“制造”轉繁體時，不轉作“製造”而把“制造”轉入繁體語文中。目前兩岸交流頻繁，少數常用的繁簡字，大眾都不陌生，不至於發生誤解。這樣“繁中有簡、簡中有繁”的語文交流，逐漸成了習慣，約定俗成之後，再來修訂共用的通用字(7,000)規範，書同文也就水到渠成了。
為著驗證我的構想是否可行，我在本書第2 - 3 章 <簡繁“非對稱”字的綜合統計及處理>中，曾設計一個簡繁轉譯程式，裡面有4 個窗口，分別是：現繁→新簡，現簡→新繁，新簡↔新繁，該程式經筆者試驗證實：先把現繁(簡)轉成新簡(繁)之後，新繁與新簡之間可以做到“一對一”的轉譯。這樣做不僅解決了簡繁“非對稱”對應問題，也是跨向華文“統一”的一步。
在作漢字研究中，我還有一些個人想法，在此提出，供大家參考並指教。
1. 文字是表達觀念的符號，歷史證明字體會逐漸改變，尤其某些結構複雜的字(如齉、爨)，必須簡化更新。隸變迄今已二千年，似乎沒有理由說楷書不能再向前走一步。固然約定俗成的文字，應盡可能保持穩定，但穩定是動態的平衡，並非一成不變。
2. 大陸規範的簡化字己經通行了60多年，某些字的“延申義”，如 丑含(丑,醜)義，云含(云,雲)義，范含(范,範)義…，己經約定俗成。其實某些簡化字亦可供兩岸共用，在“簡轉繁”時不一定要把它全部譯成繁體。這樣作可以避免錯譯；例如，辛[醜]年、子[雲]詩曰、[範]仲淹…。
本輯是作者研究漢字的心得摘述，現在把它刊出，除藉以與讀者交流之外，亦作為個人此生及家庭親友留念之用。因此把吾友陳文元兄所篆刻的書名放在封面上；又在扉頁附載吾妻淑惠的陶藝作品。在漢字研究過程中，所需的計量軟體，以及本書的出版規劃事宜，吾子民光、民正亦多所協助，特此一并誌謝。此外，為減少篇幅，有些表格的詳細內容，只注明作者網頁網址，須讀者自行尋索，不便之處，尚請鑒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