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賀仁菴長子賀中林口述，么女賀郁芬撰文。
重現這位在中國航運史上曾經叱吒風雲的船王傳奇的一生，
讓人看見在那個最輝煌也最動盪的時代裡，船王面對命運堅忍不拔的精神。
前國安局局長　丁渝洲上將
海基會經貿處　鄧岱賢處長
奇哥股份有限公司／傳記作家　陶傳正董事長
知名骨董珠寶鑑定家　秦嗣林先生
鄭重推薦

二○一一年的某一天，我無意間看到了早在二○○○年，由前國防部長孫震先生等社會賢達所出版的《山東人在台灣》系列叢書中的《工商篇》，其中有篇文章敘述了父親一生的事業和對國家的豐功偉業。
由於我出生時父親已六十八歲，待我稍微懂事時，父親已經八十好幾了，而我又是家中的么女，自小備受寵愛。或許是因為父親當時覺得我仍年幼，無法體會錯綜複雜的世事，因此父親在世時，從未對我提過他那些曾經輝煌的事業和不堪回首的往事，記憶中的父親，是沉默寡言的。因此書上所描述的父親的生平事蹟，對我而言是既陌生又難以置信。
為了查尋更多父親的資料，我上了國家檔案資訊網，調閱了自一九四九來台後，所有關於父親的資料。某日，我將蒐集到的資料拿給律師看，律師建議我應該試著再一次向政府求償，盡一份為人子女的責任。
為了幫父親再一次打求償官司，我開始仔細研究這些資料，在這個過程中，我突然有了一個應該為父親出一本傳記的想法。自此開始，隨著時間的演進，這個念頭越來越清晰的深植於我的腦海中。
二○一二年，我看到「旺報」有個「兩岸史話」的專欄，於是便嘗試投了稿子，那篇文稿只有七千多字，結果當然未獲主編青睞。
隔了不久，十月下旬一個周四下午，我接到該專欄主編的電話，詢問我可否在周日以前交出兩萬字的稿子，我回主編:「臨時通知我要在兩天內寫出兩萬字，難度很高，畢竟我不是專業作家，能寫多少算多少吧！」，主編答應了。於是我把原來稿子加寫成了一萬兩千多字，順利登上了報紙。那篇稿子連載了六天，閱覽人數陸續有幾千人，這更增加了我為父親出書的信念。
大約半年後，有位作家要幫她的朋友寫一本書，約我見面談一樁我們並不知情，有關父親曾經資助基隆懷魯一、二村的往事，我帶著好奇心和報紙赴約，在彼此聊過之後，我詢問這位作家有無可能也幫父親寫傳記，作家看了我的投稿，建議我應該自己寫。但當時我的想法是，一萬多字的稿子對我而言已經很勉強了，若要再加一個零，寫個十幾萬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由於找不到合適的作家，因此，為父親出書這件事便停頓了下來。
二○一三年十二月底，我終於找到了一位曾經寫過幾本名人口述傳記並自稱是具有歷史定位的作家，雙方很快就簽了合約，我也付了一半的撰稿訂金，合約註明交稿期限為一年，並預計在二○一五年七月七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時出書，這個時間對曾經沉船抗日的父親有其特殊意義。
期間我也和大哥陪同作家返回老家蒐集寫書資料，然而，過了十一個月，這位作家卻一字未寫！甚至連大綱都沒擬出來。
人生就是這樣，冥冥之中的每一件事，上帝都有祂美好的計畫。此時我已深深體認到，為父親寫書這件事，是父親賦予他在六十八歲時才生下的我，所必須要完成的使命！
二○一五年七月初，我終於開始了我的訪談、打稿人生。每周日，從台北搭高鐵到新竹，和大哥坐在新竹國賓飯店的咖啡廳，這個地方，彷彿是我們專屬的書房，因為客人不多，非常適合訪談打稿。就這樣連續七個多月，週週往返。
正式開始訪談後，我也開始經歷父親所經歷過的人生，由於大哥比我年長二十四歲，自七歲時就開始逃難，一路跟著父親顛沛流離。人往往對於所歷經的患難都記得特別清楚，因此所有的往事，大哥都歷歷在目。而寫作期間我也多次感受到彷彿父親親自帶著我的手在寫稿，經常會有一些突如其來的靈感和問題讓我追根究底的詢問大哥，這也讓我的書稿進行的十分順利。
寫稿之初，我的心情十分平靜，但自寫到抗戰逃難開始，漸漸體會到父親在艱困的環境中求生存的毅力。等寫到父親撤退來台後所經歷的白色恐怖、牢獄之災、政府一再拒絕賠償等百般折磨的遭遇時，幾度崩潰。無法想像父親是如何度過那段悲慘的歲月和當時的心路歷程，也終於體認到為何這本書必須由大哥和我和共同來完成，因為只有身為子女的我們，才有對父親那種血濃於水的情感，而這種情感是外人無法體會也無法描述的！
在寫稿的同時，我也和多家有意出版此書的出版公司洽談出書事宜，之前我曾投稿的旺報所屬集團，也願意以六位數的費用幫我出版此書，但最後我選擇了在台灣出版界極具分量的某龍頭出版公司，並支付了高於業界「自費出書」價格的七位數「簽約金」，合約載明出版日期為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但事實上這份合約所列明的條款，我方律師認為是一份不平等合約，只保障了出版公司的權利，對付費者並無保障。
不料，當我在二月底開始陸續交出十七萬八千字初稿後，過了五十多天，才收齊對方全部的改稿，不但把我寫的初稿刪成了僅剩十萬字左右，而且是交給五位中文、歷史和地理程度都有待加強的編輯，一人一把號，各改各的，還問了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甚至還嫌我的稿子寫的不夠「白話文」。
無奈之餘，我只好重新把被刪掉的稿子一段一段加回去。到了六月二十二日，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僅刪除一千多字。
接著，我多次詢問該公司此書何時可出版?但遲遲未獲答覆，到了九月初，突然接獲該公司通知，謂：此書已無法出版。此時距初次交稿已經半年，也早已超過合約所訂之出版日期兩個多月了。若無法出版，何不早說?
經律師發函後，原本不重視這本書的出版公司總經理終於親自出面道歉，並希望雙方能繼續合作，但仍未具體告知此書出版時間。而此時我對這家出版公司的專業、效率和基本商業誠信已完全失去信心，最後該公司終於同意解約。
若非親身經歷，令誰也不會相信，這家在業界經營已超過三十年，且具有口碑的知名出版公司，居然是如此的荒腔走板!
而究其無法出版此書的原因，無非是因為此書揭露了發生於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年間，父親遭白色恐怖陷害入獄的真相。即使此事件已事隔超過六十年。
此時我又再次體認到，我除了得自己寫書外，還必須自己出版這本書。
如今，此書在歷經各種波折後，終於付梓。我要感謝我的中林大哥，如果不是他在二十四歲時就開始設法賺錢養家，除了奉養父母，也把我扶養長大，今天就不會有這本書的誕生。當然也要感謝我有一位如此偉大的父親，和我那一生無論所經歷的環境如何，但從無抱怨的母親。
今年適逢父親逝世四十周年，也正好是九十年前父親成立長記輪船行的時刻，此時出書顯然更有意義，希望藉著這本書，表達我們對父親的緬懷，彰顯父親一生的豐功偉業和曾經受到的冤屈。也期盼能讓年輕世代能從此書中學習到父親一生面對命運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

第一章 初露鋒芒
名門望族
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航運史上，我的父親－賀仁菴，曾經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歷史上但凡被稱為人物者，必有其豐功偉業或轟轟烈烈之舉，對此，父親應是當之無愧的。
父親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山東省日照縣石臼所南門裡的名門望族。
賀氏在日照石臼所是古老的姓氏，也是石臼所四大姓氏之一。
賀氏遷居日照始祖為「賀儒」，字「文雅」，源自湖南湘鄉，至今已有六百餘年。明朝初年，賀儒因追隨信國公「湯和」與海上倭寇追逐後，遷居至日照安東衛。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為防止倭寇滋擾，特封「賀儒」為石臼后所首任「掌印正千户」，可世襲官、祿，有「采邑」(古代君王賜给「卿大夫」作為世祿的田邑)之封，駐防此地，正式掌權，管理軍、民事務。
賀儒掌印時，採取安民措施，修城建墩、構築工事、習兵練武、屯田種糧，防備倭寇，其任内頗有建樹。又遵循朝廷戰略布署兵力，配合沿海防御倭寇侵略、保家衛國之策略，率領當地軍民認真備戰，屢次擊敗寇賊。清初雖已取消千戶官職，但並未削封地，故我賀氏一族仍安居於斯，此後賀氏在此地繁衍頗盛，約有三百餘戶。以石臼所、賀家溝兩地較多，各約百戶，其他則散居於尹家敖頭、漢家皐陸、陳家溝、小嶺南頭、黃墩等村莊。
傳至第九世，為「世」字輩，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世坡」公，庠名「定遠」，號「希超」，字「班侯」。
曾祖父生於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十二歲喪父，後承其伯父晉卿公「家學」(家族世代相傳之學)。曾祖父自幼天資聰穎、英邁絕倫，且好學不倦，十八歲時赴省城應考，中了秀才，因才華洋溢，為鄉里間眾人所推崇。
數年後，曾祖父被推舉為「歲貢」生，當年石臼所只出過兩位貢生，一位是我的曾祖父，另一位是「恩貢」劉立章公，也就是我們繼祖母之父。
「貢生」是科舉時代，各府、州、縣每年從學性優良的秀才中推選出表現優異的「廩生」，進入京師的國子監深造，成為太學生，並取得出仕做官的資格。也意謂以人才貢獻給皇帝。至清朝時又分為：歲貢、優貢、拔貢、副貢、恩貢，等五貢，統稱貢生。
曾祖父在出任貢生數年後，又獲「候選訓導」之銜，被推舉為「鄉飲大賓」。
「鄉飲大賓」是明、清時代， 由各地方選出治家有方、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義舉社會、有崇高威望之飽學之士任之。由於中國古代重仕途，若經賢者推舉，均由鄉大夫設宴為其送行，後來演變為地方父母官設宴款待應舉之士，此宴為「鄉飲」之由來。縣府每年舉辦「鄉飲大賓」活動，以宏揚其風節，這種文化傳承在當時的社會發揮了一定的敦親睦族、止惡揚善的作用，當年能被選為「鄉飲大賓」者， 是一種崇高的榮譽。(清翰林院編修莊陔蘭，曾將此事寫於曾祖父墓碑銘上)
曾祖父進京城為官後，享有豐厚的俸祿。但在任期屆滿時，因無心續任仕途，遂返回石臼所南北大街路西的祖宅，以開設私塾，收徒授課為業，且不計「束脩」，家境貧寒者仍收為學生。後以其多年積蓄，在湖西頭購置了良田二十畝，加上祖產一共有四十畝，在當時石臼所一般人家來講，算是個小地主了。
曾祖父中了秀才後，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八)，二十歲時，迎娶了日照縣夾倉鎮孫立梅公之長女為妻。清同治十年 (一八七一)陰曆九月二十八日，祖父出生，依照族譜排列為「金」字輩，曾祖父為祖父取名「金錕」，字「仲吾」。由於祖父出生時，上面已有一個哥哥和三個姊姊，但此時曾祖母已四十五歲、曾祖父也已四十三歲，老來又得一子，因此祖父自幼即備受父母的寵愛。
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陰曆二月，祖父還僅是個不到十六歲的小伙子時，曾祖父便選了一個「好日子」的未時(下午一至三時)，命祖父穿上大禮服：藏青色絲質長袍、黑色團花緞子馬掛，頭上戴著黑色瓜皮帽，帽頂上還縫上了一個大紅絲線邊的帽珠，再穿上白布襪子和黑布鞋子，坐上四人抬的藍呢迎親轎子，去到石臼所正北方的「厲家莊子」，迎娶莊長厲德盛公之長女，這一年祖母十九歲。
迎親轎之後是八人抬的大花轎，轎身是一個木製的架子，披著大紅色絲綢並以金色絲線繡上了麒麟送子圖案的轎圍，轎頂四周垂著金色的流蘇，十分華麗考究。
迎親隊伍前面有前導，舉著一對六尺高的大紅燈籠，燈籠前後都描著大大的『囍』字，後面有二人吹著兩支細長的號角，以及兩位鼓吹手，各吹著一支長六尺，口八寸的伸縮喇叭，還有二人敲打著兩面二尺大的銅鑼，兩銅鑼的聲音一低沉，一洪量，一面咚、咚、咚;另一面噹、噹、噹，此起彼落的響著，此外還有杖儀、大旗、牌子、傘、嗩吶和細吹等，大紅花轎兩邊還有禮賓陪著。
回程隊伍因為加上了女方的嫁妝，因此拉長了許多，到了石臼所村前約一里，就能聽見鳴鑼、號角和鼓吹手的響聲，告訴曾祖家，花轎快要進村了，得趕快做好準備。
當年石臼所的婚嫁習俗是必須等到掌燈之際(華燈初上時)新娘才能進門，之後新人雙方行禮如儀，送進洞房，儀式就算完成了。
這種迎娶的陣仗十分隆重氣派，是當時較體面的人家才會有的排場。
同年陰曆十一月廿三日，父親就出生了。在曾祖父的男孫中大排行是老三，上面還有兩位堂兄，曾祖父替父親取了個乳名，叫做「順兒」(兩個字都得捲舌連著念)。我懂事時，大媽曾一再告誡我，將來給孩子取名字時得迴避這個字。
在那個醫藥和衛生條件都十分落後的年代，嬰幼兒容易夭折，因此出生時都先取個乳名。後來父親五、六歲時得進入私孰讀書，必須取個正式的名字。依照族譜排列，父親是「淑」字輩，因此曾祖父為父親取了族名:「淑訒」，而「仁菴」二字是父親出社會後所取的「字」，不敢肯定是否也是曾祖父所取。
父親自小就長得十分俊美又聰明伶利，當年我的大媽劉氏講起父親時，都說父親小時候是個既漂亮又討喜的孩子，是日照土話說的「系將銀」(喜相人)。
父親幼年失恃，在光緒十五年陰曆十二月初二，兩週歲又七日時，祖母就病故了，此時父親幼小的心靈自是受到莫大的愴痛和打擊，隔年祖父又再娶繼祖母劉氏。幸好父親的童年並未受到苛待，因為有曾祖父的關愛和三位姑姑的照顧。
不久後，姑姑們相繼出閣，繼祖母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此後父親在家中難免受到排擠，就讀私塾期間，幾乎沒有零花錢，父親個性十分好強，從不向祖父伸手要錢花，每年過年時長輩給的壓歲錢也都存了起來，這也是父親發跡後未曾花天酒地，胡亂揮霍的原因。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曾祖父六十八歲時決定分家，曾祖父將家產平均分給了二子，大祖父和祖父各分得了二十畝良田和每人一戶不同位置的祖宅和各一半的家具，但分家後曾祖父仍與我們這一房住在一起。
曾祖父有一張「八仙桌」(八仙桌是一張正方型的桌子，因於用餐或飲酒時可以圍坐八人而得名)，原本分給了大祖父，父親當時雖僅是個九歲的孩子，卻極力主張得分給我們二房。主持分家的長輩開玩笑說:「你想要？那你去搬搬看，你能搬過來就是你的！」，於是父親就硬使力頂著，把那張八仙桌給頂了回來。分家的長輩們哈哈大笑說:「好！好！好！就是你的啦！」
這張八仙桌是以當時中國北方最上等的「柏樹」製成，桌子四邊有雕花，漆上了中國漆，非常考究。自此以後，這張桌子也成為我們這一房逢年過節時祭拜天地眾神和祖先的供桌，也是祖父偶爾用來吃飯的桌子。
塾師每年陰曆臘月廿十日起開始休塾一個月，此時家裡也開始忙著張羅過年。臘月廿三是辭灶日，拜完了灶王爺後，小朋友們除了有芽仔糖(麥芽糖)可以吃外，自這天起還可以任意燃放炮竹等著過年了。
但父親自小就有生意頭腦，當大人們忙著張羅過年，小朋友在放炮竹玩耍時，父親則是利用這段年假期間自力賺取零花錢。
我的曾姥姥(曾外婆)家有一大片竹林，每到陰曆年前，父親就會分批去竹林裡劈竹子扛回家。較細的竹子連竹帶葉當作「搖錢樹」，竹子上端還繫上一串綁了一條一尺許紅布上的銅錢。父親將一株立在自家院中、兩株賣給同學。較粗的竹子則先劈開備用，等到大年初六後，開始利用這些竹子紮花燈，然後賣給各大商號，趁著元宵節這段期間，做起賣花燈的生意。
起初，祖父認為父親紮花燈去賣是件很沒面子的事情，曾經阻止過，但曾祖父認為父親自小就有生意頭腦，少年老成，況且自己賺取零花錢並不可恥。有了曾祖父的支持，父親從此逢年就做起紮花燈的「生意」。
父親所紮的花燈頗受好評，第一年賣了六盞，次年八盞。
過了正月廿之後，石臼所的習俗是可以開始放風箏，清明時節有三天假期，大家也都會去放風箏。
父親十一歲那年，紮了一個「劉海耍金蟾」的風箏去放，他的同學戴連臣看了愛不釋手，央求父親賣給他，父親不肯，纏了兩天，最後以二百制錢買了去，當時的二百制錢可以買七十個中國北方傳統麵食「火燒」，算是不少的錢了。父親馬上回家又紮了一個，可是假期也過完了。
原來紮風箏賣也是一門好生意，此時年幼的父親開始展現他獨特的商業眼光，隔年紮完花燈接著就紮風箏，甚至後來到青島上洋學堂時，逢年假回家時也沒閒著。直到學校畢業後進入福春行學做生意，沒了假期，人也長大了，也不好意思再去做紮花燈賣的生意了。
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德國傳教士魏禮賢(Richard Wilhelm)在青島創辦的「德華神學院」正式更名為「禮賢書院」，這是中國早期的新式學堂，只收中國學生。禮賢書院的學科採用清政府欽定版的高等學堂章程授課，魏禮賢同時也提出「有教無類、一視同仁」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由於清朝末年提倡「廢科舉，興學堂」，因此吸引許多富戶人家將孩子送入該校就讀。這一年父親十六歲，曾祖父命祖父將父親送入這所洋學堂念書，首届學生只有二十餘人。
父親幼年時先入了私塾，後來又進了新式學堂，既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又接受了現代西洋科學教育的培養，在做人處事上自有其獨到之處。

賀中林:
1930年生於山東省日照市，1949年隨父親來台，1955年於台灣省新竹市成立恒新種雞場，從事種雞孵化養殖業。
1963年成立恆新機械廠，從事孵卵機製造內外銷長達30餘年。

賀郁芬:
1954年生於台灣新竹，1981年成立匯總實業有限公司，任負責人，從事針織布製造，曾連續10年榮獲經濟部進出口500大績優廠商。
2006年公司轉投資天然有機產業，成立天然之扉有機草本股份有限公司，為美國富比士銷售排名第一的天然有機保養品NATURE’S GATE 台灣總代理及多家美國優質天然有機產品在台總代理，產品銷售於各大網路及美妝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