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幼蒸集結四十年學術文稿，總括一生論述。
◎具有個人風格及坦率學術批評特色，倡議獨立學術實踐，推動現代文史哲理論革新。
◎於華人在人文科學事業該如何自處、創新、融合，提出獨特見解。

作者李幼蒸為中國當代著名獨立學者，並於國際符號學學會擔任組織工作三十年，曾任副會長，因不具現代職場及科班出身身分，所以觀察、思考、判斷事物的角度，不受國內外職場制度化的約制，因而有異於國際學界輿論的獨立之見，並更能踐行盡其在我的責任。

李幼蒸因感上世紀初民國時期，尚稱顯學的文史哲思想，而今已無任何現實影響力，並且，不少國際著名人文學理中都存在有「專業技術性深化」和「社會思想性淺化」的相悖傾向，所以出了一種新歷史認識論觀點：以「政經法操作」為核心的「物質文明」歷史場域內之「實踐邏輯」，與以「文史哲思考」為核心的「精神文明」歷史場域內之「實踐邏輯」，二者之間雖存在著密切的外在互動關係，但並無內在的融通關係，兩個歷史場域各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彼此不可混淆，亦不必混議彼此的是非高低。

此外，物質文明史與精神文明史間乃是平行平等發展的關係。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在兩域間發生的實踐邏輯混淆，正為其在兩域之內各乏真知灼見的主因之一。因此促進「現代文史哲理論革新」，正是新世紀人類文明史上之重大歷史使命。而來自西方的跨學科理論思維方向與來自東方的人本主義倫理思維方向的有機融合，可為人類新世紀精神文明復興偉業，提供一個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上的新方向。

因此，李幼蒸向來在國內外人文學界本著新知新學新理倡導「新仁學倫理學」復興觀，並使用「新仁學」一詞，象徵地對話于海外「新儒學」。此舉意在促請各地人文學界思考當前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重大的問題：中華傳統精神文明，在全球物質化文明大行其道之際，如何發揮其獨立的、批評的、建設性的作用？這樣的宏觀提法，在現代科技工商主導的社會、文化、學術的大環境理，無論從國際符號學運動理論觀角度看（西方精神文明傳統），還是從人本主義倫理學價值觀角度看（東方精神文明傳統），都有其時代之深意。

《李幼蒸學術文稿》共分五卷：
卷一：新世紀學理評論
卷二：未來符號學方向
卷三：仁學倫理學思考
卷四：中西學行紀實錄
卷五：陽明學與理論觀

本全集，是作者自1978 年考進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以及1982 年首次參加多倫多國際符號學活動以來，在國內外參與新知新學新理推廣工作經歷的一份記錄，涉及到文史哲藝理論的各個方面，所以也反映了當代中國大陸學術及其參與國際人文學術交流歷史的一個側面。

李幼蒸指出，中華三千年人文思想史及民國以來現代中國人文學術史，於此科技工商主導時代，應該參照三大思想框架予以全面革新發展，此即：全人類歷史經驗，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基礎，以及對當前中西人文科學理論的全面檢討與重估。

又，當前正解的符號學和解釋學理論新知，已然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兩方面更新了對人類人文科學未來革新方向的全新啟示。五卷本著學術評論通過諸多論題及親身經歷提出，華人學者由於有條件在中西文明兩域進行專深探討，宜於遵照跨學科、跨文化的新學術實踐論，勇於承擔在中外人文學界參與人類及中華新人文科學的創新偉任。

〈台灣版序〉
新世紀以來陸續撰寫的這些學術評論文章，不僅是本人二十年間學術思想變遷的一份記錄，也是本人自1978 年考進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以及1982 年首次參加多倫多國際符號學活動以來，在國內外參與新知新學新理推廣工作經歷的一份記錄。由於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可以說涉及到文史哲藝理論的各個方面，這部「李幼蒸文稿系列」也反映了當代中國大陸學術及其參與國際人文學術交流歷史的一個側面，故也有其一定的學術史料上的意義。關於將初步分類彙集的舊文以電子版形式發佈於網上之緣起，讀者可參見下面本文稿系列的「前言」，毋庸贅敘。人文學理的研究、寫作與出版，今已幾乎成為全球化時代社會主流之「棄兒」，不僅難登科技工商時代大雅之堂，其內容之駁雜失序，其學理之欠缺識真之力，自有其「咎由自取」之內因。古典時代視為思想家求真之道者，今已淪為為職場人維生之具。上世紀初民國時期尚稱顯學的文史哲思想，而今尚有其任何現實影響乎？本文稿系列諸文，可以說均相關於當代人文科學生態之考察，因作者本人不具現代職場科班出身，觀察、思考、判斷事物的角度，遂可不受國內外職場制度化約制，其異於國際學界輿論的獨立之見，無非踐行盡其在我之責而已。本人新世紀以來在國內外人文學界本新知新學新理倡導「新仁學倫理學」復興觀，識者寥寥，今文稿系列台版之發表，或可有在網路上使「新仁學」象徵地對話于海外「新儒學」之效？
作者意在促請各地人文學界思考當前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重大的問題：中華傳統精神文明，在全球物質化文明大行其道之際，如何發揮其獨立的、批評的、建設性的作用？這樣的宏觀提法，在現代科技工商主導的社會、文化、學術的大環境里，或許不合時宜，然而無論從國際符號學運動理論觀角度看（西方精神文明傳統），還是從人本主義倫理學價值觀角度看（東方精神文明傳統），如此設問自有其時代之深意。幾年前我在國際符號學學會會刊semiotika 上（2018，vol，225）首次提出了一種新歷史認識論觀點：以「政經法操作」為核心的「物質文明」歷史場域內之「實踐邏輯」，與以「文史哲思考」為核心的「精神文明」歷史場域內之「實踐邏輯」，彼此間具有史學本質上的區隔性，二者之間雖存在著密切的外在互動關係，但並無內在的融通關係。兩個歷史場域各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彼此不可混淆，因之彼此各有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不必混議彼此的是非高低。物質文明史與精神文明史間乃是平行平等發展的關係。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在兩域間發生的實踐邏輯混淆，正為其在兩域之內各乏真知灼見的主因之一。因此促進「現代文史哲理論革新」，豈非正應是新世紀人類文明史上之重大歷史使命。來自西方的跨學科理論思維方向與來自東方的人本主義倫理思維方向的有機融合，或可為人類新世紀精神文明復興偉業，提供一個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上的新方向。
作者四十年來沿著符號學、解釋學、現象學和結構主義等前沿認識論思路，在人文科學理論界所持續不斷推進的古今與中外、理論與實踐等跨學科、跨文化、理論化之努力方向，完全無涉於國際人文理論思潮盛衰之影響，而是直接基於個人長年獨立的觀察與判斷的結果。由於發現不少國際著名人文學理中都存在有專業技術性深化和社會思想性淺化的相悖傾向，遂愈加認識到跨學科與跨文化研究方向之重要，意在通過克服權威迷信與學際藩籬，以促進學界創造性的學理思想交流。本人在國際符號學學會擔任組織工作的三十年來，念茲在茲者於是，故常與國際同行「同床異夢」，各行其是，彼此治學間大異其趣也。簡言之，為了學其所長並助其宣導其長，遂須工作於同一學域，而為了避其所短並防其流弊，以至於難免摩擦爭執。吾輩今日仍須嚴辨國際學者專業技術性之「得」與其思想價值性之「失」。其實，古今中外一切重要人文學者的作品和遺產，都是我們未來學術創造性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但不可因此即視之為學術標準或基礎，更不可用之為職場謀利之方便。因為，歸根結底，人文學術思想雖屬於人類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化傳承，卻也恰是至今欠缺成熟而有待不斷革新改進的歷史文化思想資源。
十年前當作者的兩卷本《儒學解釋學》難以出版之際，曾經聯繫過台灣白象文化出版社。（後來該書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今日各地學術出版社山頭林立，市場取向，自由議論文字殊難獲得出版機會，台灣白象出版社所持尊重作者思想表達自由的立場，確有彌補學術出版制度僵化之義，對此本人甚為讚賞。作者再次聯繫白象之後，迅速落實了以電子版方式（包括少量紙質版）出版此文稿系列計劃，欣慰之餘，特此表達誠摯感謝之意。

[email: liyouzheng@gmai.com]
李幼蒸補序於舊金山灣區，2020 年9 月9 日

「李幼蒸文稿系列」發布前言（2020 夏）

《李幼蒸文稿-卷1：新世紀學術評論》
《李幼蒸文稿-卷2：未來符號學方向》
《李幼蒸文稿-卷3：仁學倫理學思考》
《李幼蒸文稿-卷4：中西學行紀實錄》
《李幼蒸文稿-卷5：陽明學與理論觀》

由於本人讀書、查考、筆記等計劃中的研究工作持續如常，目前尚難抽出時間對目前編入5 卷本《李幼蒸學術文稿》的文章、筆記、報導等舊文進行加工，今擬將文稿匯集發布，以便交流。這些中文文稿都是寫於新世紀20 年的，反映了新世紀以來本人的學術實踐活動和思想變遷歷程。近二十年來累計的這些單篇文字，雖然都是專門著譯工作之外的「副產品」，卻並不因此而減少其特有的學術思想上的參考價值。因為它們都反映著本人畢生在古今中外學術互動研究生涯中的直接經驗、日常反思以及個人感悟，遂可提供不同於當前國際學界思潮的獨立觀點、批評和展望。國際人文學術生態今日幾乎完全受制於職場制度規定與市場行情，在其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大方向下出現的各類「學術預制品」，自然與本人特立獨行下完成的學術作品，在方向、方式與後果上頗為不同。五卷本文稿的內容基本上屬於學術批評和學術活動報道範圍，涉及中外文史哲藝各領域內的理論性與實踐性問題，系統地表達了有關學術方向、作風、態度與方法方面的評論意見，其中頗多相關於個人幾十年來投身於仁學倫理學理念之提倡及國際符號學運動之推廣的學術實踐過程。也由於這些個人性學術努力具有的獨特性，因而較少獲得職場學界之報道，為使一得之愚有機會貢獻於國內外人文學理交流，今試以此方式在網上自行發布，以期參與當今與未來的思想交流。即使這樣微小的個人性努力，在互聯網發明以前也是辦不到的。這些獨立性學術網文得以產生和獨立存在，可以說全賴新世紀的互聯網發明之賜。
作者為什麼會將仁學倫理學不僅看作是未來世界普適人本主義倫理科學的基礎之一，而且看作是未來人類人文科學理論革新發展的方向與動力之一，其理由和根據在諸卷「文稿」中都有大量討論，讀者可以看出幾十年來作者相關構想的變遷和成敗經驗。
這些具有六十多年個人思想史根源的學術觀察和構想，也許在多少年後，當世界學術跨學科、跨文化理論交流進一步發展後，會獲得國內外學界更多的理解及採納，也未可知。不過，此類期待，從來不是本人長年治學的動機所在；本人的學術生涯純然源於個人興趣，至於其學術市場化際遇如何，謂之身外之物可也。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代西方，人文學者和著述家，無不將個人畢生著譯成果作為「已完成的價值」，期待其長久流傳下去。與古今中外學人態度不同，一者，本人明確意識到人文學術思想為人類集體努力過程，個人短暫一生努力，僅只是人類學術大海中之滄海一粟，因而，個人的努力成果只可能是一時性的、探討性的「試做」，其意義完全取決於其參與整體學術建設的「有機性或相關性」，其功用不過是供代代後來者參考，或可有助於後來學者在人類未來學術實踐中有所「揚長避短」。質言之，個人畢生的學術努力，不過是為了增添公共學理認知上的「普遍可參考性」而已。然而人類學術思想發展的整體成就，絕非相當於任何時期人類現存學術成就之總和，而應視之為長期的、變化中的、不斷揚長避短修正中的panorama 和邊界不斷延伸的horizon。人類學術思想必然是個人與群體在不斷自我批評、自我革新的變化中的一個演變過程而已。
這些反映著作者治學整體主義觀的學術文稿，與個人中外正式著譯出版物的方向之間具有一致性。為什麼四十年來要花上半數時間來翻譯、紹述現當代西方理論經典著作呢？向百年來一直弱於現代化文理研究的中文學界推介新知新學新理固然是目的之一，而此類「中西人文理論交流」的（特別是現代西方理論與中國古典文史間的有機溝通的）目的，也是為了未來可使中華傳統中含蘊的仁學倫理學精神與理論基礎可更有效地影響到世界人文科學發展方向。也就是，只有當國學現代化了，才可期待其在現代世界激活其埋藏了幾千年的精神思想潛力。當然，這樣的創造性的學術實踐志向是難以在目前國際全面制度化了的文教職場內實現的。因為前者的目標朝向著「精神真理」，後者的目標朝向著「物質利益」。雖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知不可為而為之」呢？讀者或可從這幾卷文稿中了解到本人對此艱困時代挑戰之回應態度。
這些未曾充分編輯整理的文稿，大多數最初都是以網文形式發布網上的，而且多數都未曾正式出版過，但也有少部分取自個人已發表的刊物文章和著譯序言等，這是因為它們或者未曾編入紙質版文集出版物中，或者因其有助於對文稿主題之闡述，故也一並收入。同樣由於暫時沒有編輯時間，諸卷的文章在內容分類、時間順序上不僅未加嚴格排序，而且在內容文字上也未曾校訂，故願將此5 卷文集暫稱之為文稿。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對這些文稿進行正式的調整、編輯、刪削及增補。這些二十年來積存的文稿的主題方向，與本人四十年來學術著譯規劃，完全一致，可以相互「說明」，故亦將本人主要著譯書籍清單列於本卷之末，以供了解作者特殊的治學角度與方向（可粗略概括為：
「中國古典文史」與「西方現代理論」的匯通探索）。本人第一本譯作《結構主義》（商務印書館）和畢生頭兩篇文章（「胡塞爾」與「列維斯特勞斯」）（北京人民出版社）都是出版於1980 年，至今也恰恰過了40 個年頭。趁此機會不由再次感謝已故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主任杜任之先生、哲學所所長孫耕夫先生和所人事處曲敬先先生，可以說他們協同一致地將我一舉「拔擢於」府右街旁「陋巷」，使我在「文革」甫結束後得以一步踏入高等學界【這是我後來得以接触國際人文科學主流界的必要條件！必先具備「制度化系統內的身分」，才有條件參與高端學術活動。今日世界沒有人再承認「獨立思想者身分」，如今哪裡還會再有如古代稷下、雅典學園時代般的「思想自由」！此又為孔子師徒當初萬難料到的人類新文明之新發展了！】，並繼後又無私地（今日一切向錢看的環境下，對此已不可想象）將我首批送至國外高校訪學（同時還破例用了哲學所名額將妻子從寧波調至北京教學單位），遂使我有機會從此可有條件為人類人文學術發展事業克盡一己之力。在哲學所十年，又恰逢今已不可復得的80 年代最為學術寬松時期，我遂得以基於其前二十年來的獨立積學，完成了個人生命新開端之「學術準備」；也應慶幸我是於「反右」前的五十年代度過中學六年時光的，故在中學階段獲有大量時間幾乎未受嚴式制約地沈浸於「個人閱讀世界」。如果生於今日國內外「讀書為就業、就業為發財」的時代，我必不復為我矣！隨著網文「疫期學術隨筆5」的上網和此5 卷本文稿的近期傳網，本人四十年來的學術著譯工作與二三十年來的學術評論寫作或將就此告一段落，剩余時光將可專心於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畢生最後一項「人本主義倫理學」中英文專著寫作了。遲暮之年，豈可必言其成！而以「學為己觀」幸度一生如我者，成與非成，非所慮也。寫作就是研讀，研讀就是思考，思考就是寫作。「仁」於其中矣！全球疫期間記於舊金山灣區陋室。

李幼蒸（美華學人，國際符號學學會前副會長）
（2020 年8 月5 日）

以上內容節錄自《李幼蒸學術文稿》◎文／李幼蒸．白象文化出版

李幼蒸，美籍華裔獨立學人，1936年生於北平，現為中國社科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2000～），曾任國際符號學學會副會長（2004～2014）。
1959年肄業於天津大學土建系，其後自學於北京圖書館及家中，於1978年考入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室。自1982年至2003年間陸續訪學於美、德、法、芬、日、港、台等高校及研究所，並曾選聘為法國高等社科院（EHESS）短期訪問研究員（1990）。
自新時期始，李率先引介了一系列現當代歐陸新學新理；自1990年代起在德國基金支持下，完成了關於儒學思想史的結構與功能研究；自新世紀以來致力於王陽明實踐心學與胡塞爾邏輯心學的比較，並提出以先秦仁學為歷史基礎的新人本主義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