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遇」可謂懷才者的集體創傷，也是文學史之基本主題。
◎漢代諸多文人以「不遇」為題，依藉辭章寫作之能事，描述此一文化現象，其中尤以賦作為最。
◎從這些為數不少的作品中可知，探究士之遇或不遇，實為漢代文人「同意共感」的文化現象。

對於不遇士人，欲了解其生命情境，除了相關作品之外，應該更進一步去探討之所以有不遇之感的「個人」因素。此外，應對時代背景、學術思潮、政治局勢、朝廷用人策略等外緣因素有著一定程度的掌握。

本書透過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角度，探討漢武帝時期士人處境及士不遇主題之作，進而抉發此議題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內容以西漢初年到漢武帝時期為討論範圍，聚焦漢武帝時期，分為七章：

第一章針對當前「士不遇」主題研究現況進行分析。
第二章探討西漢初期士人處境及士不遇之作。
第三章起將焦點集中在漢武帝時期，針對漢代求賢詔發展歷程、武帝時期人才盛世之表現、朝廷用人政策進行剖析。
第四、五、六章分別以專章討論武帝朝不同類型士人代表——東方朔、董仲舒、司馬遷，他們遭遇各異，卻都曾以「不遇」為題進行創作，深刻反映出漢武盛世潤色鴻業之外的另一面貌，除了多方參酌他們的生平仕履、相關論著、史傳記載，同時更著重在性格的剖析，希冀對於他們的不遇之感能有更為全面的觀照。
第七章針對西漢初期以來士人地位的變化、漢武帝的用人心態、士人牢騷幽怨之後的心靈安頓，以及從人格特質論人生際遇等議題為各章進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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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與「不遇」乃一極富哲學意味的人生課題，歷史上有太多才華洋溢之士自感受挫於現實，他們藉由文學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與壯志難酬的悲哀，控訴「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無奈，「士不遇」可謂懷才者的集體創傷，也是文學史之基本主題。漢代諸多文人以「不遇」為題，依藉辭章寫作之能事，描述此一文化現象，其中尤以賦作為最。從這些為數不少的作品中可知，探究士之遇或不遇，實為漢代文人「同意共感」的文化現象，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為研究兩漢思想及文學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個側面。
漢興六、七十年後在文景之治的沾溉下，國力臻於鼎盛，武帝即位伊始，內興制度，外伐四夷，文治武功建樹可謂空前。在漢武王朝昂揚氣勢渲染及帝王求賢若渴的呼喚下，漢代士人心中懷抱宏圖遠略，積極回應時代的要求，以求弘道濟世。史家盛讚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然而史家筆下足以讓有志之士大展抱負的繁華盛世，與士人的現實遭遇及實際感受似乎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落差，看似近在眼前的康莊大道，在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宛如海市蜃樓般遙不可及。相較於春秋戰國，漢代少了亂世憂患，但正因如此，昔日士人備受尊寵，甚至可抗禮人君的黃金時代已不復在，時代新變帶給士人不遇縱橫之時的無奈，因此在謳歌盛世的背後，部分文人筆下流露的並非遭逢明君盛世的快意，其以「不遇」為題，宣洩身處盛世卻有志難伸的苦悶，呈現出士人倫理價值與現實難以調和的矛盾。

盱衡當前的研究現況，以漢代「士不遇」為題的研究看似已累積相當成果，但多將主題設限在單一士人及作品上，或僅著眼於作品的藝術特徵或寫作技巧，將研究對象孤立化，未能置於廣袤的時空背景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當然也有針對漢代「士不遇」現象的產生以及士人不遇之因進行較為宏觀的分析，但多單純地歸咎於大一統專制皇權對士人的壓抑，甚而將此視為士人個體生命不遇之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導致士人具個別性差異的人格特質因此被忽略，對於這些不遇士人，欲了解其生命情境，應該更進一步去探討之所以有不遇之感的「個人」因素。此外，欲豁顯西漢初期到武帝朝士人處境及士不遇文學主題，不能僅侷限在「點」的討論，應將視角延展至「面」的層次。必須不同以往幾乎僅從文學作品立論的視域，應對時代背景、學術思潮、政治局勢、朝廷用人策略等外緣因素有著一定程度的掌握。

準此，本書以西漢初到漢武帝時期為討論範圍，以漢武帝時期為核心，全書分為七章，第一章針對當前「士不遇」主題研究現況進行分析；第二章探討西漢初期士人處境及士不遇之作；此兩章為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西漢時期士人生命觀探究——以『悲士不遇』作品為主題」（MOST104-2410-H-346-009）之成果，曾撰寫〈西漢初期士不遇文學主題及士人遭遇探究〉一文，於2019年發表於《東亞漢學研究》，此次收錄針對該文進行相當幅度的補充及修正。第三章起將焦點集中在漢武帝時期，本章針對漢代求賢詔發展歷程、武帝時期人才盛世之表現、朝廷用人政策進行剖析。董仲舒、司馬遷、東方朔，為武帝朝不同類型士人的代表，分別以儒雅、文章、滑稽著稱於世。他們的身世、遭遇各異，卻都曾以「不遇」為題進行創作，深刻反映出漢武盛世潤色鴻業之外的另一面貌。2021年以〈漢武帝時期「士不遇」作品探究——以東方朔、董仲舒、司馬遷為例〉發表於「堅守與創新：疫情時期的東亞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與談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江淑君教授惠賜諸多寶貴建議，針對不足之處給予不少提點，該文修正後刊登於2021年《東亞漢學研究》（特別號），本書第四、五、六章即是以這篇一萬餘字的論文為基礎，進行大規模的擴充與增補，對於武帝朝這三位頗具代表性的士人各自以專章進行討論，多方參酌其生平仕履、相關論著、史傳記載，同時更著重在性格特質的剖析，希冀對於他們的不遇之感能有更為全面的觀照。第七章針對西漢初期以來士人地位的變化、漢武帝的用人心態、士人牢騷幽怨之後的心靈安頓，以及從人格特質論人生際遇等議題為各章進行總結。全書透過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角度，探討漢武帝時期士人處境及士不遇主題之作，進而抉發此議題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本書撰寫過程極為漫長艱辛，當年取得博士學位後高教體系教職已趨飽和，好不容易奏罷流浪者之歌，迎來的卻是兩校前後七年的艱苦專案教師生涯，同時也肩負了七年繁重且瑣碎的行政工作。轉任私校後的行政生涯除了依舊不識寒暑假為何物，還得日日準時到校，週週繳交工作報告，每學期無止盡的大小會議、辦理活動競賽、協助單位撰寫及執行各式計畫、追求每年度KPI達成率、擔任導師、指導專題，寫實演繹了這些年宛如蟻工的日常，其餘如捨棄個人研究的無奈、哺育幼兒的辛苦、家庭經營的壓力、兩地奔波的勞頓就不足為外人道了。坎坷跌撞的求職路途也讓我對於人生際遇有著更深一層的體悟，透過書中議題及人物的探討，彷彿也照見自我身影，所幸一路走來，家人無怨無悔的支持，長官同仁的肯定與厚愛，以及學生溫暖純真的反饋，讓我始終能抱持著樂觀與正念勇往直前，感恩曾經服務的致理科技大學以及再次回歸的澎湖科技大學，在高教環境如此嚴峻的時刻，願意給予我一方安身立命及實踐理想的舞臺，何其有幸得以蒙受兩校長官、同仁、師友及學生們真心且豐足的關照，人生路途能與您們相遇同行，甚至離別後再度重逢，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美好的印記，謹藉此序聊表謝忱。

個人資質駑鈍，才疏學淺，倉卒成書下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第一章　西漢中期前「士不遇」主題研究現況探析

「士」本為古代社會等級之一，長期發展下逐漸成為古代知識階層的代稱，為最具文化傳承意識的菁英群體，他們具備知識與技能，兼懷道德及理想，且關心民瘼，以能入仕為政，為世所用，為其一生的重要信仰，除了藉以安身立命，更是他們對天下責任的實踐。
然而，「遇」與「不遇」是個極富哲學意味的人生課題，歷史上有太多才華洋溢之士受挫於現實，他們藉由文學創作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與壯志難酬的悲哀，控訴「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李白〈行路難其三〉）的無奈，「士不遇」可謂懷才者的集體創傷，也是文學史之基本主題。漢代諸多文人以「不遇」為題，依藉辭章寫作描述了此一文化現象。除了諸子散文及詩歌外，尤以賦作為最。根據顏崑陽先生的統計，兩漢文人直接或間接以「悲士不遇」為題的作品大約計有二十四家，四十四篇，當中除了賦作之外，還涵蓋了散文及詩歌。費振剛所主編之《全漢賦》當中收錄之漢賦共八十三家，計二百九十三篇，其中可判定為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約一百篇，張克鋒據此分析，在這一百篇中「主要表現悲士不遇主題和含有悲士不遇主題的賦約三十餘篇」，比重高達三分之一。此外，《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雜賦中有「賢人失志」賦十二篇，內容雖業已亡佚，但從名稱看來應當是以悲士不遇為主題的作品。從這些為數不少的作品中可知，探討士人之遇與不遇，實為漢代文人「同意共感」的文化現象，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不論是在西漢文景初期、武帝盛世、西漢中後期，乃至東漢末年，皆有以「士不遇」為主題的辭賦或詩文不斷出現，實為研究兩漢文學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個側面。
本章首先探討此一主題產生之時代背景，並對西漢初期到武帝時期士人處境做一概括性的論述，再就當前研究現況進行探討，提出在前行研究基礎上欲再著力深化之處，最後說明本書各章所欲討論的範圍及開展方向。

第一節　西漢「士不遇」主題產生之時代背景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歷時悠久的大一統王朝，相較於嚴刑酷法，殘暴寡仁的秦王朝，劉漢新興政權為飽受壓迫的士人開啟了嶄新契機。漢高祖劉邦在初入關時便與民約法三章，廢除秦朝酷律，稱帝之後「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史記‧平準書》），施行輕刑減賦，不擾民耕的治國方針，為求政權穩固，對內對外皆採以退為進的保守策略，其後的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皆依循「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漢書•刑法志》）的黃老思想，奉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清靜路線，《漢書‧景帝紀》云：「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外，根據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所下之〈求賢詔〉：「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書‧高帝紀》），在大開招賢之路以及上述寬緩清靜的時代背景下，漢代士人對於新興政權懷抱著高度的期待與嚮往，加上漢朝有鑑於暴秦速亡，戰國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復興，受到戰國庶人議政的傳統影響，漢初諸侯王仿效戰國諸侯貴族施行養士之風，雖然在規模及待遇上不能與戰國時期相比，但也使游士階層在藩國中再次尋得容身之所。
漢帝國經過六、七十年間的休養生息逐漸站穩腳步，漢武帝在文景之治的沾溉下，輔以自身之雄才大略，即位伊始便擊匈奴，通西域及西南夷，削抑諸侯，國力臻於鼎盛。與此同時又「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文，號令文章，煥焉可述」（《漢書‧武帝紀》），內興制度，外伐四夷，建樹可謂空前，締造了漢家盛世。此外，漢初賈誼、公孫臣曾兩次倡導改制雖先後失敗，不過在春秋公羊學派的促成下，朝野士人以高度熱情看待改制事業的推動，將此視為百年一遇的偉大事業，認為當世乃聖王出現的時代， 也終於在武帝時期完成了改制事業。處於這樣的王道盛世，在時代氛圍熱情呼喚下，漢代士人心中懷抱宏圖遠略，紛紛高揚起理想的風帆，積極回應時代的要求，以求弘道濟世。


以上內容節錄自《漢武帝時期士人處境探究——以「士不遇」之作為主的考察》王璟◎著．五南圖書出版

王璟

臺灣臺北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曾任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致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案、專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為秦漢思想史、秦漢文學史、漢魏道教史、應用中文寫作、華語文教學，近年來致力於通識課程創新與國語文教學改進研究，曾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108學年度獲選為績優計畫）、「教育部全校型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教育部議題導向敘事力教學社群團隊培力計畫」、「教育部創新先導計畫」、「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分別擔任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著有專書《漢代養生思想研究——以黃老思想為主題》，合撰《成大中文寫作診斷書》（用語篇）、（成語篇），及研究與教學型論文三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