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俊雄

《胡志明生平考》出刊後，在美國、法國越南社區，引起相當迴響。最近越南網站有阮維正先生及不少網友，對本人及《胡志明生平考》書，及貴出版社有諸多批評指教，透過阮神父回覆了他們的質疑。寄上回覆問答，請您過目。或有機會透過「書社」網站公開回覆，不知否？

問：有人質疑《胡志明生平考》一書的出版社，是名不經傳的私人出版社，可信度不高。作者也非歷史學的教授，不過是大學歷史系畢業的玄學家罷了？

答：《胡志明生平考》一書，白象文化出版社承印出書。白象文化是自費出版的領航者，出版過相當多優良讀物，台灣遠見雜誌曾評比報導為優質的出版社。至於本人從未自稱或刊載為歷史學的教授，本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務公立學校30年的老師，自上大學開始即追蹤胡志明生平歷史。


問：質疑《胡志明生平考》書內，所謂「家族秘辛」的說法不可靠。判定：「台灣的胡集璋，即是越南國父胡志明的身分。」其證據力牽強，不足深信。

答：《質疑之文》，摘自《胡志明生平考》書中的四點引證：一、「台商友人兩次告知本人，胡志明是台灣苗栗銅鑼人的傳聞。」二、廣東客家籍的國民黨胡姓黨務人員，問家父：「胡志明是你的什麼人？」。三、堂兄告知：「六０年代曾到台北外交部，探詢胡志明(胡集璋)在越南的下落，及其身分相關的問題。」四、大陸來台的何姓醫生告知：「1945年，他隨國民黨的部隊至越南河內。私下聽聞當地一位賣豬肉的販商告訴他，胡志明是來自台灣苗栗銅鑼人。」

《質疑之文》依據上述四點引證，認定本人家族口傳的秘辛：「台灣胡集璋即是越南國父胡志明的身分」，其證據不足，很難令人相信。上述列舉的四點質疑，乃《胡志明生平考》代序中的引言，作為鋪陳《胡志明生平考》一書的肇端，並非聯結家叔公胡集璋即是越南國父胡志明的身分證據。確認台灣胡集璋與越南胡志明身分的關鍵，應從《胡志明生平考》書中，列舉二次從中國大陸傳回台灣苗栗家鄉的胡集璋訊息，作為判定「胡氏家族密辛」的史料價值，論證台灣的胡集璋是否是越南的胡志明身分真相。

胡集璋1929年赴上海，參與共黨國際泛太平洋貿易聯盟的工作後，有二次胡集璋的訊息，從中國大陸傳回台灣苗栗家。第一次1932年期間，胡集璋託友人拿錢回家，友人告知胡集璋的父兄：「胡集璋因共黨國際遠東局主管『牛蘭』逮捕案的波及，其任職的太平洋職工會組織遭破獲，乃從上海南下竄逃廣州，中共安排女黨員，假扮「妻子」的身份，掩護胡集璋在廣州過著逃亡的生活。1931年夏，胡集璋遭人密告有日本人身分，乃遭國民黨特務逮捕，關進廣州監獄。在中國共產黨營救下，從監獄獲得釋放，現避難於廣東、廣西山區。(註：這即是貴欄目─越南縱橫《關於胡志明在廣州被捕之事》的緣由。)」這件胡集璋1931年夏，遭國民黨監禁廣州監獄的事件，確可清楚證實胡志明(胡集璋)與越南阮愛國是否是同一人的關鍵證據。阮愛國1931年6月6日至1932年1月6日被監禁香港監獄，是全世界眾所皆知的事實。證實胡志明(胡集璋)於1931年夏，遭監禁於廣州監獄，即證實胡志明與阮愛國是不同的二個人。本人在《胡志明生平考》書中，提及胡集璋遭監禁於廣州監獄的證據：1、2004年《鄭超麟回憶錄》一書，談到：「傅大慶於1931年夏，在廣州監獄遇見胡志明，胡志明拜託傅大慶向中共黨中央傳話，設法營救他出獄。」才知道有胡志明在廣州被監禁的事件。2、2004年梁益新在中國大陸《人民文摘》月刊第12期發表《胡志明與林依蘭的生死戀》一文。內文記載：「1930年初蔣介石命令各地加緊搜捕共黨份子，羊城廣州也不例外，胡志明就在這個時候到達廣州的。廣東地下省委，通過陶鑄安排中共女黨員林依蘭和胡志明假扮夫妻作掩護，避開國民黨的追捕。」同時記載：「由於叛徒的出賣，胡志明被捕了。不久，在中國共產黨的營救下，胡志明才得被釋放出來。」。3、1946年有“台灣文藝之父”美譽的吳濁流，在台灣國華書籍出版《胡志明》日文小說。書名即是『胡志明』，主角亦是『胡志明』。吳濁流在《胡志明》日文版自序開頭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世界如今又變成灰色了，如果探索它的底流，不一定沒有隱藏可怕的事吧！」 在其小說【淑春】、【幽禁】、【越獄】等章，夾藏有主角胡志明在中國大陸被關押監獄，及逃亡的片斷史料，見證歷史的紀錄。吳濁流與胡集璋是舊識，與其弟胡集養乃莫逆之交，同為台北師範前後期同學。4、《台灣日日新報》在1938年11月12日報導：「胡集璋曾被關押在廣州‧南石頭監獄」，曾在兩廣山區開礦，任職南方實業公司礦石精煉所分析技師，對礦石的開採、鑑定非常熟練。

從胡集璋關押廣州監獄的事件，切入胡志明生平的歷史脈絡，將會清楚發現1929年~1932年，記載的胡志明歷史，有阮愛國與胡集璋兩人重疊的影子，顛倒著歷史的印記。越南官方刊物《胡志明全集》第5集，其中《我黨》一文，清楚記載：「1929年阮愛國同志返回中國，與各代表在香港召開會議。在場的七位代表中，『除了阮愛國同志和我』，只剩下胡松茂同志、鄭廷久同志與傘英同志，其他同志在八月革命前，早已為黨轟轟烈烈的犧牲了。」以上是《胡志明生平考》書中，舉證的第一次「家族秘辛」相關文獻資料。



第二次胡集璋從中國大陸傳回台灣苗栗家鄉的消息，時間在1939年間。自1932年第一次傳訊息回家鄉後，直到1938年末，家人不曾有過胡集璋的任何訊息，還誤以為胡集璋已死於異鄉。1938年11月12日在台灣發行的日文報紙《日日新報》報導：「胡集璋任職於廣州川口部隊，被選派為日軍駐廣東軍區最高指揮官小笠原太尉的通譯。」而後《日日新報》有四次報導胡集璋的訊息，報導中說：「胡集璋精通多國語言，是各國軍隊極力爭取的瑰寶。」消息傳開後，當時任職日軍駐香港海軍艦隊通譯的胡集養，乃從香港到廣州與兄長胡集璋會面。胡集養解除兵役返家後，乃向父兄報告胡集璋的近況，並特別轉告胡集璋交代說：「他將前往廣西，轉至越南發展，沒有成功，不會回家，要家人不要再去找他。」從台灣1938年11月~12月《日日新報》的報導，比對1939年中國大陸印行的《湖南岳陽游擊幹部訓練班通訊錄》，是可確認胡志明與胡集璋身分、年齡的真相。

問：質疑《胡志明生平考》書中，胡志明身分、年齡的問題？

答：《質疑之文》說：胡志明一生化名很多，與胡集璋沒有必然的直接證據。又說《胡志明生平考》一書，胡志明引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質疑本人論述胡志明(阮愛國)七十九歲與胡志明(胡集璋)六十九歲，兩人年齡虛歲相差十一歲非常錯誤。就此二點質疑，說明如下：

一、《質疑之文》說：胡志明與胡集璋，沒有直接證據證實為同一人，卻又從不言明《胡志明生平考》書中，本人所舉證的胡集璋與胡光、胡志明的身分關係聯結，實有故意忽視關鍵證據的嫌疑。《胡志明生平考》書中，舉證胡志明1934年~1938年在蘇俄化名「P.C.林」、「里諾夫」。自莫斯科來到中國後，1939年~1942年的化名胡光，追隨葉劍英在湖南衡山開辦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從事敵後抗日工作。1942年改名胡志明，1943年寫下《獄中日記》，1945年發表《獨立宣言》，「胡志明」之名，乃傳揚國際。這以上，都是《胡志明傳記》公開公認的史實。

1939年胡志明在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登記在《同學通訊錄》的小冊子，公開的身分，記載胡光年齡「38歲」；《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12日刊載胡集璋年齡「38歲」。胡志明與胡集璋年齡同為「38歲」而非越南阮愛國年齡的「49歲」。從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同學通訊錄》，與《台灣日日新報》，都是當年1939年前後的原始資料文獻，是可確認胡志明、阮愛國、胡光、胡集璋身分的聯結關係。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同學通訊錄》刊載：「胡光籍貫廣東，年齡38歲，職務新聞台少校台員，嶺南大學畢業。」與《胡志明生平考》舉證，《胡集璋家譜》記載：「胡集璋1901年10月11日生，祖籍廣東長樂。」正好與南岳《同學通訊錄》刊載的籍貫、年齡完全相符。更且，《同學通訊錄》記載，胡光的職務為新聞台少校台員，通訊錄名冊前一列登載，中校台長陳子英，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後一列登載，上尉台員蔣雪影，留日學生。從其職務、學歷背景研判，胡光當年從事的工作為監聽、搜集、翻譯「日本」的軍事情報，這與越南阮愛國的身份、任務極不相襯。從1939年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同學通訊錄》名冊，清楚地符合胡光與胡集璋的身分，唯一不符合則是胡光廣東嶺南大學與胡集璋台北工業學校的學歷，這也是共黨國際、中共、越共、以及胡志明自己，千方百計避開胡志明與「日本」有任何淵源關係，以免暴露身分的真相。再說，托洛斯基派中共元老《鄭超麟回憶錄》談到：「胡志明在廣州監獄遭監禁的證據。」與《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胡集璋在廣州監獄遭監禁的證據。」吳濁流為何急於1943年在台灣撰寫《胡志明》日文小說。這些難道不是原始關鍵證據嗎？

二、《質疑之文》又說：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年，我剛好七十九歲，已經是“從來少”的人了。」認為，遺囑敘述七十九歲，並沒有錯，並而否定胡志明六十九歲的年齡。本人認為從中文語法觀察，七十九歲是有矛盾之處，但並非以此作為證據，論斷胡志明的身分年齡。本人深感好奇的倒是，1933年後的胡志明，如是道地越南人，為何在壽終前4年的1965年，要預先寫好「漢文本」的《胡志明遺囑》草稿，交與貼身秘書武棋保管？


問：質疑《胡志明生平考》書中，胡志明相貌的問題？

答：《質疑之文》說：「《胡志明生平考》書中，陳列的胡志明照片，都是公開過的舊照片，根本提不出胡集璋與胡志明不同的照片。並且說法國密探曾比對胡志明的照片，認為阮愛國與胡志明的相貌是同一人。因而據此認定《胡志明生平考》中，舉證胡集璋與胡志明的關係是完全錯誤的。」

本人公佈的胡志明照片，僅提供一張胡集璋的父親與胡志明留著相同山羊鬍子的相片外，其他都是翻攝「胡志明相關傳記」的舊照片，並且註記照片翻攝來源與出處。並且《胡志明生平考》書中一再言明：「從相片的外貌分辨人的身分，乃個人主觀的認定，人的臉型外貌，雖會隨著時間而有變化，尤相隔一、二十年的相片，要分辨阮愛國與胡志明是不同的兩個人，實有困難，特別是西方人觀察東方人，更是不容易。」《質疑之文》，既可根據法國密探比對胡志明的照片，認定阮愛國與胡志明是同一人。本人倒要反問，為何越南提不出阮愛國1922年以前的照片，比對1934年後的胡志明的照片。1919年~1924年阮愛國在法國、蘇聯期間，除美國威廉‧杜克教授提供一張1923年在法國拍攝的照片，為真正阮愛國本人外。在蘇聯的阮愛國獨照，研判都不是阮愛國原始的照片，乃依據1934年胡志明被理個大光頭的照片，變造合成的照片。此是，共黨國際主管越南事務處的負責人維拉‧維西列娃在相貌上，企圖將胡志明移花接木為阮愛國身份的傑作之一。

1932年前的阮愛國與1933年後的胡志明，在穿著打扮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杜克教授比對阮愛國打領帶的照片後，在其大著《胡志明傳》中說：「胡志明和朋友聲明，他這輩子從未打過領帶。」杜克教授認為胡志明的聲明在說謊。當確認阮愛國與胡志明是不同的兩個人後，杜克教授還會不會認為胡志明的聲明在說謊呢？阮愛國蠻注重穿著打扮，與胡志明樸實的土氣，非常不一樣。維拉‧維西列娃的女兒告訴蘇菲‧昆法官的敘述：「阮愛國穿著十分整齊時髦，常配戴一條顏色鮮艷令人注目的領帶，而且身上散發出濃濃的香水味。」《胡志明和他的中國夫人曾雪明》一文，附有一張印有「晚年的曾雪明」的相片，在相片鏡匲前的相框，有一張阮愛國1920年代打著領帶的照片，在鏡匲上方的牆壁上，掛有一張胡志明1950年代的照片。曾雪明與阮愛國朝夕相處了一年，離散20年後，從這二張相片，竟也無法分辨阮愛國與胡志明的相貌，因而誤認兩人為同一人。本人在《胡志明生平考》第五篇《婚姻戀情的悲歌》，記載著一段話：「從一張相片故事的真相，背後隱藏著胡志明無奈心酸的故事。」


問：質疑《胡志明生平考》書中，胡志明「中、越文能力」的問題？

答：《質疑之文》說：「指涉阮愛國的中文程度，不足以寫出《獄中日記》詩，不可能當眾揮毫中文書法的能力。認為阮愛國1911年~1930年間，有相當長時間，可以自修中文。認定阮愛國不懂中文的能力，太過武斷。」又說：「本人根本不懂越文，不足以評論胡志明的越文能力，認為《天上固昧》從越南的喃喃字《天上固眛》轉過來，胡志明的翻譯是正確的。」

《胡志明生平考》書中，乃據威廉‧杜克教授《胡志明傳》與蘇菲‧昆法官《胡志明消逝的歲月─1919~1941》二書的記載，整理歸納阮愛國21歲離開越南前，斷斷續續接受私塾的『漢文』教育，前後不到3年，『越文』與『法文』的教育不到4年。這從，1925年鄧穎超教導阮愛國『中文』，1926年阮愛國娶曾雪明為妻學習『中文』，認為阮愛國至1927年時，『中文』聽、說、讀、寫的能力，都相當有限。1928年~1930年間，阮愛國遊走歐洲，肺結核纏身，在暹羅養病一年，難有學習中文的時間與環境。進而推論：「阮愛國只具備小學3~4年級的中文能力，不足以在中文報章雜誌上，洋洋灑灑發表長篇的中文專論，不可能以中文寫下《獄中日記》詩，更不可能用毛筆寫中文書法或用手指替代毛筆寫書法。」

至於《天上固昧》是否從越南的喃喃字《天上固眛》轉譯過來，本人不了解，對越南文字也沒有深入研究。本人根據胡志明在廣西《救亡日報》，1940年11月15日以中文標題《天上固昧》發表的文章，甚感疑惑。《天上固昧》的「固昧」是何意思，不甚明白？而內文開宗明義說：「這是越南人的俗語『天公有眼』的意思。先前法國侵占越南，現在法國反被德國侵占，豈不應驗『天公有眼』之意！」從內文字義上推敲「天上固昧」應改譯「天公有眼」，才符合內文的標題。依據2002年版《胡志明文集》第三冊，標題原文《OONG-TROI-CO-MAT(天上固昧)》，很難翻譯；而《ONG-TRỜI-CO-MẮT(天公有眼)》則很明白。因而質疑是否胡志明在1939年時，對「越南文」不熟練呢？還是羅馬字母對照「越南文」，當時統一的標準尚未規格化，或者是報社、出版社誤植的差錯？

胡志明在《獄中日記》詩第85首，詩題〈獄丁竊我之士的〉，也有類似的情境。「士的」是何意？很難明白。對照詩的內容，「士的」是「拐杖」之意，大陸學者黃錚教授註解：「士的，乃從英文（Stick）轉音過來。」日語柺杖的讀音（つえ），念重些也類同「士的」讀音。為何胡志明不用〈獄丁竊我之拐杖〉卻用另人難懂的〈獄丁竊我之士的〉作為詩的標題？令人深感疑惑。特別感到錯愕的，為何1933年以前，胡志明幾乎未用「中文」發表文章，包括1924年~1927年在中國廣州時期。卻為何突然在1938年~1939年在中國廣西，長篇大論的以「中文」大量發表文章？為何以《中國來信》的方式，寄了七篇「中文」稿到越南，再由河內《自然之聲》轉譯成「越文」發表。1942年~1943年胡志明關押廣西期間，又為何以「中文」寫下134首的《獄中日記》詩，實令人費解。


問：質疑《胡志明生平考》書中，《獄中日記》為台灣苗栗客家人創作的疑問？

答：《質疑之文》說：「《獄中日記》詩，客家方言轉成的獨特中文字，如“籠”“洗面”等，也是越南人的口語，非客家人獨有的用詞。中國流傳的拆字遊戲，伯夷叔齊的歷史典故，魯迅的《自嘲》與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的詩，也並無特別深奧之處。據此，認為《獄中日記》並非一定要精通中文的客家人所能寫。」

《胡志明生平考》第六篇胡志明《獄中日記》，認為《獄中日記》的作者，必具備下列條件：1. 熟練客家語言，客家方言轉成的漢字，並列舉《獄中日記》25首詩，以資佐證。2. 需具備相當漢學底蘊：舉胡志明引《魯迅‧自嘲》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為例說明3. 對日本語文有相當熟悉：舉證「摩登」、「工金」等用語，為台灣日據時期，日本外來語的「漢字詞」。

同時列舉諸多《獄中日記》的內容，證實胡志明與阮愛國是不同的二個人。例：第88首《寄尼魯》「萬里遙遙未見面，神交自在不言中。」證實胡志明在1943年寫「獄中日記」前，與尼赫魯並不相識，也不曾見面；而阮愛國在1927年出席布魯塞爾「世界被壓迫民族大會」時，就與尼赫魯相當熟識。證實阮愛國與胡志明不是同一個人。《獄中日記》是否是阮愛國所寫？或是具備有日文底蘊的苗栗客家人所寫？就請讀者、專家公論評斷。



問：質疑《胡志明生平考》書中，中國共產黨怎可能玩弄「移花接木」的遊戲？

答：《質疑之文》說：「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 本身都自顧不暇，怎可能大費周章將胡志明『移花接木』為阮愛國？」認為《胡志明生平考》所做的推論是不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有否可能操弄胡志明「移花接木」的遊戲？簡要答覆如下：1933年~1943年，胡志明在蘇俄與中國時期，中國共產黨確實被逼迫至延安一角，確實沒有單獨操縱「移花接木」的餘力。但主導全盤計畫的是共產國際，而中國、越南共產黨負責配合計畫行事，胡志明本身也只是聽令「移花接木」的一顆棋子而已。本書中從未提及毛澤東、朱德有參與「移花接木」的遊戲，胡志明與毛澤東曾見過三次面，受到非常熱情的招待與禮遇。而周恩來1920年間在法國就認識阮愛國，1925年~1927年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教過阮愛國「中文」，且為曾雪明的婚姻福證，兩家來往密切。1927年周恩來還陪同阮愛國弔祭廣州事件犧牲的幾十位越南志士，這證明周恩來與阮愛國是非常熟悉的。1938年~1939年胡志明隨同葉劍英抵達廣西期間，曾與周恩來有過4次的會面。1940年周恩來從莫斯科返回重慶，胡志明親自前往重慶密謀周恩來。1942年胡志明在廣西遭國明黨拘押監禁，周恩來千方百計掩護其身分，營救胡志明出獄。從周恩來夫婦與阮愛國、胡志明密切的關係，難道中共不是在忠誠的執行共黨國際「移花接木」的密令嗎？



結語：有關對本人「家族秘辛」的口傳，存有疑慮而不認同的意見，本人尊重。但要特別申明，寫《胡志明生平考》一書，沒有任何的政治動機，也沾不上名利的好處，純粹背負族人付託的使命。《胡志明生平考》乃時間與心血交換而來，等待60年的時間，相關文獻與解密檔案的釋出，支撐「家族口傳秘辛」的證據後，才著手編寫完成《胡志明生平考》一書。家族中人沒有任何的理由與必要，去編造越南國父胡志明的身分，與「家族口傳」的秘辛。證實胡志明是否「移花接木」為阮愛國，《胡志明生平考》書中，分別提出五項論證：一、偷龍轉鳳的戲曲(阮愛國的死亡與復生) 二、金蟬脫殼真假人生(阮愛國與胡志明同登歷史的舞台) 三、漂泊流浪的人生(胡志明在蘇聯與中國) 四、婚姻戀情的悲歌(阮愛國與胡志明婚姻戀情紀實)五、《獄中日記》與遺囑(阮愛國與胡志明漢文能力解析)。從其不同的歷史角度，反覆證實阮愛國於一九三二年病亡；一九三三年後的胡志明，乃是來自台灣苗栗的胡集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