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每天獲取的新知，有一大部分是來自所閱讀的書本和雜誌，少有得自親身體驗的。可是新知眞是來自親身的體驗，樂趣便大多了，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時候，先有實物的觀察，再去書本上驗證專家的記錄，常會發現出人意料之外的新鮮事。更多的時候是讀了別人的文章，產生疑問，於是到處去挖掘原始資料，務必弄個水落石出，也自有一番樂趣。
第一次知道「昆蟲界的荷馬」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是在讀大學的時候，當時我大概和法布爾一樣窮，曾經花了一個午餐的錢買到法布爾寫的「昆蟲記」。薄薄一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節譯本。忘了是誰譯的，總之，譯得不錯，這本書現在不知流落何處。還好近年來好多新的譯本，要買隨時可以買到。法布爾的無數傑作之一就是寫有關螢火蟲如何襲擊並吃掉一隻蝸牛的經過。實際上，我自己從來沒有觀察過螢火蟲幼蟲吃蝸牛的場景，但是這個奇妙的昆蟲知識卻可以從閱讀得到。
動植物的故事閱讀多了，開始發現我們人類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正在破壞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及其數量。一般認為，雖然自從地球上有了生物之後，物種絕跡一直在發生，只是最近一兩百年來，人類使絕跡的速率增加了好幾千倍。如果以這個速度繼續下去，最終會輪到人類自己滅絕自己。還好，慢慢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保護動植物，就是保護人類自己。比如說，許多有害的昆蟲會破壞我們的農作物，現代的觀念是只要控制它們的數目，絕不趕盡殺絕。許多農藥公司花大量的經費，開發只控制害蟲，但不同時殺害益蟲或其他動物的殺蟲劑。有位自然學家還說，他很感謝咬人的蚊子，不然熱帶雨林老早就被那些有錢的闊老給糟蹋得不成樣子了。
既然保護地球上的生物很重要，我們是不是至少要知道我們保護的對象是誰呢？也就是牠們的名字。宋世祥在《百工裡的人類學家》一書中說：「命名是人類用語言認識世界萬物，進而將之分類的重要方式。人類學家或是語言學家進入田野之後，往往就從理解該社會對於人物與事物的命名開始他的研究工作。」可見生物命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經說：「The giving of a name establishes a familiarity which renders the thing important」，譯為中文也許可以說是：「給事務一個名稱，可以建立了一種熟悉感，使其變得重要。」另外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亞．卡內提（Elias Canetti, 1905-1994）更說：「The act of naming is the great and solemn consolation of mankind.」譯為中文就是：「人類重大且永續的療癒來自為萬物命名。」伊利亞．卡內提是也是個語言學家。他覺得命名和語言是不可分的，人類要是沒有命名（或者語言）這回事，大概和其他動物差不了多少。譬如「狩獵蜂」、「蜘蛛」就是命名，沒有這兩個名子，我們就無法敍述或了解和他們的關係，人類彼此之間就無法溝通。如果有更進一步的科學命名（即拉丁學名），比如有哪些不同的狩獵蜂，哪些不同的蜘蛛，則溝通的程度更近一些「眞相」。閱讀李維史陀的傳記（Claude Levi Strauss，1908-2009，法國結構主義大師），他說自然（nature）是他終極的靈感來源：「把我造就為一個結構主義者的，與其說是畢卡索、布拉克（Braque）、萊熱和康丁斯基的作品，不如說是石頭、花朵、蝴蝶或飛鳥帶給我的啟發。」孔子也說：「必也正名乎。」不知誰將這五個字譯成下面英文的，譯得眞好：「The beginning of wisdom is to call things by their proper name.」（「人類智慧的開端就在給萬物起個適當的名字。」）
講到為生物命名，便不得不強調科學學名在動植物研究上的重要性。有個全世界共同承認的科學學名，是件很了不起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事。不管你是英國人、俄羅斯、中國人或巴西人，都用全世界都承認的拉丁文學名，也就是當初瑞典人林內發明的「二名法」。舉個實用的例子，曾經鬧得全世界都知道的，中草藥馬兜鈴引起腎衰，甚至致人於死的新聞，有內行專家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比利時的藥商，張冠李戴，沒把物種搞對，把廣防己（Aristolochia fangchi）當做漢防己（Stephania tetrandra）。所以我把「賓州蓼」這野草的學名也能弄淸楚，算是養成一種好的科學習慣。
古時候，我們對動植物的了解，都是表面的。現在我們對動植物的認識，已經進入到分子的層次。更多美妙，甚至難以想像的知識和現象，及其所代表或象徵的文化意義，極為深遠。比如說，科學家發現，象和某種蛾類所具有的性費洛蒙，竟然是同一化學物質。這使我們認識到，這種現象所代表的，不再只是奇妙而已，簡直已經達到哲學及宗教的境界了。因為若是哺乳類的象與昆蟲類的蛾，兩者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費洛蒙，不禁要讓人思考，是否兩種動物，在遠古時期是相連的。
這對一般人的宗教思想及宇宙觀，不能說沒有任何沖擊性。因此，我們若想討論某種動植物的文化象徵意義，知道該種動植物的特性及其與其他動植物之間的關係和它們的學名，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已。因此分類學雖然是生物學中讓生物學家頭痛的一門學問，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門學問。不說要作學問就得學分類學，一個想知道或了解各種生物的生活史的人，至少應該要知道他想認識的對象的名字吧。
哈佛大學的螞蟻教授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 1929-2021）出了一本書，書名是：《The Diversity of Life》，中文版書名是《繽紛的生命》，地球上的生物種類何其多，每一種生物都有他們的natural history（自然歷史）。這本集子就是我閱讀古今中外有關一些動植物繽紛生命的故事，曾經登載在台中明道中學的月刊上（2000年－2005年），還有很多故事寫不完，那就知道多少算多少吧！
2.「走，我們去看瑪莎！」
我第一次眞正注意到「瑪莎」，是重新閱讀帝爾（Edwin Teale）寫的書《The American Seasons, Journey Into Summer》，那是大概四年前的事了。其實，二三十年前我看的是中文譯本《夏遊記趣》。當時並沒注意到「瑪莎」，也許當時剛從大學畢業，注意的東西不一樣。自從知道「瑪莎」之後，一直想抽個空去看看她。瑪莎是隻鴿子，說得精確一點，她是一隻已經死了八十五年的旅鴿（passenger pigeon）。我想去看她的念頭隨著對她的了解而加深。
「瑪莎」不但是一隻雌旅鴿，她還是地球上的最後一隻旅鴿。死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下午一點鐘。享年二十九歲。據說她去世那天下午，人們用冰塊冷凍她的遺體，連夜用火車，從她住了幾十年的辛辛那提動物園，運到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松寧自然歷史博物館。
據帝爾的記敍，美國拓荒時期的東北部地區，包括密西根、俄亥俄、以及威斯康辛州，有無數的野旅鴿。到現在這一地區還有許多地方以鴿命名，像「鴿湖」、「鴿山」、「鴿河」等等。當初，密西根湖左岸，穿過威斯康辛州中部的一個旅鴿築巢地區，大概連綿一百哩以上。野旅鴿往南或往北遷移時，滔滔不絕，遮天蔽日。有一個名叫亞歷山大威爾遜（Alexander Wilson）的鳥類學家，曾經記載，有次在肯塔基河邊附近，他頭上曾經飛過一群群旅鴿，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據他估計，至少有一哩寬，二百四十哩長，大概有二十幾億隻左右。這只是其中的一群而已。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讀到，鳥類畫家兼自然學家奧杜本（John James Audubon）在1813年時親眼看到並寫下﹕「天空中布滿了旅鴿，白天的亮光顯得很暗淡，好像日蝕的景象。」他還記錄說，十幾億隻旅鴿飛翔噗翅的聲音如雷響，掉下來的鳥糞好像溶化的雪片。這麼多旅鴿在晚上棲息的時候，是怎麼個樣子呢？據說有些小樹都因不勝負荷而彎至地面。它們往重疊在一起。有時會接連堆至十二隻之多。有個人叫柯頓麥塞，曾經描寫說﹕「眞的，它們像蜜蜂一樣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邊。」據說對著這樣密集的鳥群發射一發子彈，可以打死十二隻之多。由于旅鴿太多了，肉又可食，在1850年代，尤其是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獵殺旅鴿達到高潮。成噸的屍體醃在木桶中，有的用船運到芝加哥的市場，有的用火車快速輸送到東岸各大城市。
其實，遠在十七世紀的淸教徒時代，旅鴿在東岸的新英格蘭地區一定也有龐大的數量，因為據說在1648年的嚴酷的冬季時，糧食缺少，似乎是無限量的旅鴿，解救了飢餓的東岸居民。不過那時候，整個北美洲的人口大概只有幾百萬，問題不大。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美國的人口，開始增加，由十九世紀初年的五百萬增加到世紀末的七千五百萬左右。這個世紀是美國人向西部拓荒的世紀。城市的擴張，導致森林面積的減少，加上電報的發明，火車的運輸，更加速了旅鴿的滅亡。可是，每一個時代總是有一兩個頭腦淸醒的人。有人開始懷疑，這樣毫無限制的屠殺，旅鴿總有減少甚至滅絕的一天。當建議保護旅鴿的法案在1857年送到俄亥俄參議院時。委員會討論得到的結論卻是﹕「不必立法保護旅鴿，它們的繁殖能力太棒了，沒有任何尋常的捕獵方法會減少它們的數量。」屠殺旅鴿的行動繼續。享受了一百多年的甜美旅鴿肉的東岸居民的習慣，不能隨便被剝奪。
一直要到1880年時，人們才開始眞正注意到旅鴿的數目正在減少。雖然野外還是有似乎是無數的旅鴿，有心人開始做一些他們認為有意義的事。辛辛那提動物園於1876年開始研究並展覽旅鴿，到1885年時，「瑪莎」就是在辛辛那提動物園和其他十三隻旅鴿一起誕生的。在其後的一二十年間，野旅鴿的數目降低得出奇的快，幾乎可以說是「說時遲那時快」，原來好像是永不匱乏的旅鴿，忽然不見了。到現在，還有人研究旅鴿滅絕的眞正原因。除了人類的大量屠殺應該佔有決定性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當一群旅鴿的數目降低到某個程度時，個別的旅鴿會喪失了生存競爭，傳宗接代的天生本能。據近代的研究，每種生物不致滅絕的「臨界數目」不一樣，有的少到只剩下幾百隻，甚至幾十隻，只要給它們適當的環境和機會，還是有繁衍回去的可能。世界各國目前遵循的保護稀有動物的法律，一部分就是根根據這樣的信念來施行的。也許對旅鴿這種群居性的鳥類而言，這個臨界數目也許是幾十萬，也許是幾百萬，我們永遠沒法知道了。
最後幾隻野旅鴿被射殺的記錄，仍然保存在各州的州文獻中。俄亥俄州最後一隻死於1900年。遺體目前存於州立大學的博物館中。緬因州的最後一隻則死於1904年，阿肯色州1906年。而全北美洲，不，應該是全世界的最後一隻野生的旅鴿是死於加拿大的魁北克。時間是1907年的9月23號。我有時候想，這最後十幾二十年裡，每一隻野旅鴿在北美的森林中，都因為失去繁殖後代的本能，而一隻一隻老死，或者被獵人盲目的射殺，心中豈止是感傷而已。
瑪莎在動物園裡頭的同伴也相繼去世。1899年時，動物園懸賞美金一千元，尋求一對旅鴿。沒有任何結果。動物園甚至替瑪莎相親，和其他同類的鴿子配對，也沒成功。瑪莎的最後幾年過得孤獨但是不寂寞，世界各國的人路過辛辛那提，總要去瞧瞧她。瑪莎的名字是取自瑪莎華盛頓，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的妻子。目前辛辛那提動物園還設立了一個瑪莎記念館。
自從我知道瑪莎之後，有空就上網查看她的消息。看到一本有關自然界的新書，就先查看索引裡頭有沒有Passenger Pigeon（學名：Ectopistes migratoria）這兩個字。總想知道別人怎麼討論「旅鴿」的。當我發現新的「故」事時，會迫不及待的講給家人聽。我還發現，一般美國人都知道旅鴿滅絕的事實，可能是學校教育的結果，但很少人知道「瑪莎」。我想去看「瑪莎」的欲望愈來愈強烈。
兩年前有一天，讀大學的大女兒度春假回家，正逢禮拜三。她已經聽我述說「瑪莎」的故事好幾遍，甚至有次她的幾個同學來訪，我還問他們知不知道瑪莎。所以，當我約女兒﹕「走，我們明天去看瑪莎！」她很爽快的答應了。隔天，請了一天假。在95號國道往南的公路上，我忽然記起世界日報副刊上的一篇文章。是夏烈敍述他和女兒及家人去觀賞加州的「帝王蝶」。我很高興我也能帶女兒去看旅鴿。目前帝王蝶的數目還很多，可是它們可能滅絕的「臨界數目」是多少，則沒人敢斷定。不過我相信年輕一代的美國人，包括夏烈的女兒和我的女兒，不管是讀什麼科系，或者幹那一行，似乎都決心保護帝王蝶，以及它所代表的意義。
三月底那天，D.C.的天氣陰霾，冷颼颼的，我們直接去自然歷史博物館。果然瑪莎就在二樓鳥類館的一個櫃子的角落。和有名的度度鳥及其他十幾種已經滅絕的禽鳥擺在一起。
書上說一般旅鴿的雙翅以深藍色居多，尤其雄鴿。旅鴿有個別名叫「藍隕石」，大概是當一大群旅鴿忽然從遠處森林邊緣撲天蓋地的飛過來時，像極了一片藍色的隕石灑落在森林中。瑪莎的樣子不像我想像中的樣子，略顯灰色而瘦弱；也許是因為二十九歲才被製成標本，可以算是旅鴿中的老太婆了。另外一個原因也許是它是個雌鴿，鳥類世界中，母鳥總沒公鳥好看。後來我在奧杜本的北美鳥類畫冊中證實。雄旅鴿的上身羽毛是深灰藍色，胸部則是粉紅色。雌旅鴿是像博物館裡的瑪莎，不過畫冊上的稍微漂亮一點。
自從認識瑪莎之後，我常常注意保護動植物的消息。有空也常看這一方面的書籍和雜誌。最近讀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書，他說﹕「每個喬治都應該有個瑪莎。」（Every George must have his Martha!）。原來中美洲的哥拉帕哥群島，有一種大海龜，叫「鞍背龜」（Saddle backed Tortoises）。這種海龜僅剩一隻公的，大家叫他「寂寞的喬治」（Lonesome George）。龜的性命很長，據說「寂寞的喬治」至少還可以活一百年以上。全世界的海洋生物學家都在密切注意，是否能發現母鞍背龜，也就是喬治的瑪莎。我雖然很想有一天可以說：「走，我們去看喬治！」但是，我看還是讓「寂寞的喬治」過個安靜的日子吧。我倒是希望，有志於研究海洋生物學的年靑一代，能夠眞的替「寂寞的喬治」找到他的瑪莎。
我發現，慢慢地，人們開始意識到保護動植物，就是保護人類自己。比如說，許多有害的昆蟲會破壞我們的農作物，現代的觀念是只要控制它們的數目，絕不趕盡殺絕。許多農藥公司花大量的經費，開發只控制害蟲，但不同時殺害益蟲或其他動物的殺蟲劑。有位自然學家還說，他很感謝咬人的蚊子，不然熱帶雨林老早就被那些有錢的闊老給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其實，自從地球上有了生物之後，物種絕跡一直在發生，只是最近一兩百年來，人類使絕跡的速率增加了好幾千倍。如果以這個速度繼續下去，最終會輪到人類自己。我希望，有一天，我不必去博物館看最後一隻老虎標本，最後一隻白犀牛，甚至最後一隻帝王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