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並不是為某個人在作傳，而是試圖為那個時代作傳；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為武器，打下了天下，這天下雖然沒有成為家天下，但卻徹底淪為黨天下；在這個大背景下，個體生命被隨意踐踏，個人意志被隨意剝奪，人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殘與扭曲，而我們無骨的文學作品，對這個民族所發生的苦難，要麼是視而不見，要麼是輕描淡寫；本書一改常態，拒絕遺忘，以史實為原料，以事實為依據，帶著思考，秉筆直書，直面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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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最不應該遺忘的是“犯錯的”過去

如果你想瞭解一個人或一件事物，不論他是位高權重還是一介布衣，是璀璨珠寶還是粗糙石頭，最好以平常心平靜地去看待與他相關聯的一切。否則，你所看到的事物，要麼是仰視得來的，要麼是俯視得來的，無論你的位置或高或低，你所看到的,都會偏離正常的畫面而產生畸變。
水晶棺似乎是共產黨發明的專利，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胡志明，從胡志明再到毛澤東，這些開國之人都享有這種死後的特殊待遇。對於水晶棺工藝流程我並不關心，但對於水晶棺中不腐之身卻有著強烈地好奇之心。從郭大龍先生的《素棺》中，我們大概可以窺得一二。那就是人死之後要解剖，把五臟六腑都得取出來，差不多只留肌肉與骨頭，然後得經過消毒與藥水浸泡處理，最後才能放入真空的水晶棺中。其實我們看到躺在水晶棺裏栩栩如生的毛澤東，只是具沒心沒肺的屍體。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有現實意義的幽默，一代開國之人，最後居然變得沒心沒肺。然而，這也正生動地給爭權奪勢、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現實黑暗的政治，做了一個最為貼切的寫照；水晶棺中的毛澤東——沒心沒肺，它似乎象徵性地暗示了獨裁政治的無情與黑暗。
更有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與眾多宣導喪葬改革的人，在懷仁堂簽名提倡火葬。然而二十年後，他卻若無其事地躺在了水晶棺中。無論做何種解釋，都與宣導優秀文化扯在一起有點牽強。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毛澤東自己最後的決定，那麼說明他是個言而無信的人；而如果把這種言而無信，用《三國》口銜天憲的曹操“我說的話可以不算數，你們就不行”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顯然是蠻不講理、漠無天道的體現。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組織的決定，那麼這就顯然是對於死者的不夠尊重，是對毛澤東遺言的背叛；如果組織定要大而化之，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為存屍水晶棺找理由，那麼只能說明，這個組織是個背信棄義，又不擇手段的組織。
這種說得好聽是為了“國家利益”，說得不好聽是“強姦人意”的做法，現在中國卻大其道。每年民不知曉“代表人民意志”去北京開兩會的所謂“人民代表”，卻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還有玩過場的，暗中操縱的各種所謂的新聞發佈會；還有由上級領導欽定的，走走形式的所謂的村民選舉；還有每天七點黃金時段，各省電視臺必須播出的新聞聯播；還有紙上談兵的憲法第三十五條，而現實當中卻不復存在的出版、新聞、結社等等自由，還有……這些無一不是把毛澤東送入水晶棺式做法的延續，這種延續——延續了文化的虛偽本性，延續了個人意志不受尊重的劣根性。這種“不尊重”的病毒，深藏於民族文化大腦的細胞當中，它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任何人，小到一介草民，大到一國之君毛澤東，也不能倖免。
毛澤東統治中國幾十年，他披著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外衣，實享受著封建帝王的惟我獨尊，獨裁著中國的一切。事實證明，他留給中國的遺產，除了進入水晶棺，結束了“治國無方，擾民有術”的最為黑暗的統治之外，似乎很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主席終身制，如果毛岸英不那麼早夭折，說不定中國是朝鮮的榜樣——世襲制；他的雙百方針下的“陽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口銜天憲，全然沒有一點封建帝王都懂得的一言九鼎的影子。在他的統治下，法律成為了笑話，“走狗”堂而皇之的寫進了憲法；在他的統治下，恐怖伴隨著國人的生活，迫害無處不在，大家說話都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禍從口出；在他的統治下，政治運動不斷，人為的災難也不斷，有不知多少家庭，被迫捲入無情的運動漩渦中，弄得妻離子散，整得家破人亡。他不知道什麼是定國安邦！他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子民，需要安居樂業！他一生值得後世有用的標榜並不多。你看他把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私心，你看他對那麼多老同志的下手無情，你看他老死任上對權位的貪戀。說心裏話，他所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好像說的是他自己，因為最終別人都倒下了，唯獨他自己站起來了，壽終正寢。
很多人都把毛澤東的功過七三分，其實是一種對權貴獻媚的說法。對於歷史或現實中的人物，當權者，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我們寧可苛刻些，少些寬容，更不應該輕易來過往不咎；因為他們的過失，往往會給很多人帶來災難，這種災難往往是滅頂的，所以我們需格外小心些；而對於他們的過錯，我們必須時時毫不客氣地牢牢抓住;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知道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所犯下的錯誤；也只有這樣，他們及他們的接班人才會吸取教訓，才不會輕易地去犯錯。
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文化底蘊最多，同時它的包袱也最多。有時候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我們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文化的優劣，不是通過強調就能見分曉的。一塊土地的好與壞，它不是我們嘴巴上說了算的，一種莊稼就知道了。無論是西化還是中化，文化本身只是塊土地。什麼莊稼適合在哪里種，莊稼比誰都清楚。種罌粟的地方不一定適合種玫瑰，適合種玫瑰的地方也不見得就能種罌粟。如果定要違反自然規律，桔變成枳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沒必要拿曾經的輝煌來掩飾現在的落後，就像一個乞丐說他爺爺的爺爺是宰相一樣是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唯一有點積極意義的是承認自己就是乞丐，然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中國有時候什麼都不缺，就缺一種勇於面對的精神。因為不敢面對，有時候我們一錯再錯，一錯到底。因為不思悔改，使很多機會錯過了，使我們與人類文明漸行漸遠。
唐代有個故事，那是唐太宗為了表彰崇德報功，不忘革命感情，就叫閻立本為他的二十四位功臣一一畫像，掛在淩煙閣。可是後來，這二十四位功臣當中一位叫侯君集的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殺不可，唐太宗對這位“朋友變敵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向侯君集說：你造了反，非殺你不可，但你是我的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懷念你，我再上淩煙閣，看到你的畫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差不多的故事近代也有一個，可是我們的做法，卻不是唐太宗的“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現在藏於北京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這幅畫經歷過三次劫難：1952年底，畫家董希文奉中央美術院的命令製作此畫，耗時兩月於1953年完成。1955年高饒事件後，董希文奉命將畫中的高崗刪除（高崗與饒漱石，因反對周恩來、劉少奇的領導，而被打倒），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為第一次修改；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董希文又奉命將劉少奇刪除（劉少奇被打倒），原位以董必武填補，為第二次修改；1972年，又接命令，去掉畫中的林伯渠（刪除的原因，林伯渠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因董希文畫不動了，遂現場當指導，由靳尚誼動手，在複製的新品上，將林伯渠去掉，此為《開國大典》的第三次修改。1979年，基於“實事求是”原則，畫家閻振鐸、葉武林受命，在複製品上，恢復了1953年董希文成畫時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詭誕的年代，一幅畫也因為染上了政治色彩變得多災多難。這使我想起了愛因斯坦那個可愛的老頭，對他的相對論的解釋：他說當他成功了，德國人說他是德國人，法國人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法國人恨德國人；而當他失敗了，法國人說他是德國人不是猶太人，德國人卻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德國人恨猶太人。這就是現實的政治，為了利益，枉顧事實的政治。
當然，我們也不必太消極。毛澤東說數英雄人物，具往矣；同樣，這些讓我們無法開顏的事情，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往矣”。想想德國領導人，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地方，下跪道歉；想想澳大利亞領導人李克文，向丟失小孩的原著民，說對不起；想想臺灣總統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賠不是。這些，都是社會的進步。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給《圓明園大劫難》一書所做的序言裏說：“記憶的責任，意味著必須承認和不忘記過去的錯誤和罪行，不論是他人還是自己所犯”。對於歷史的記憶，大多時候是有選擇的，有的有意選擇遺忘，有的選擇刻意銘記。但我總認為，對於那些在歷史上，所犯下的過錯與罪行，我們是最應該銘記的。因為記住它，就意味著我們不會再走曾經走過的老路與彎路，我們也就會，更多地享受一份幸福而非痛苦。
2022年2月26日

不願作奴隸的田漢——站起來了嗎？
田漢【1898－1968】

起來！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義勇軍進行曲》1是一首讓人唱起來熱血沸騰的歌曲，凝聚的不僅僅是作者的心血，更是那個特殊年代一個民族的心聲。然而，民族只是個宏大敘述的名詞，有血有肉的個體、作者田漢歲末所經歷的那段苦難深重的人生，留給我們的記憶，永遠比民族這個空洞的概念要重要的多。
田漢生於20世紀末長沙的一戶農家（1898年3月12日出生），相比毛澤東晚出生幾年的光景，他9歲喪父，三兄弟全倚仗母親養育成人。然三兄弟當中，數田漢受教育最多，自然日後也相比其他兩兄弟也就出息多了；成為了戲劇界、現代話劇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對於田漢的人生，幫助最得力的除了母親支持他受教育之外，還有他的舅父易象（梅園、梅臣）；在田漢的心目中，易象是“知我最甚、愛我最深、責我最力”的，資助去日本留學，還將愛女嫁給了他2。
年輕的田漢，除了多才多情之外，更是個有思想抱負的人。參加過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創造社、與妻子易漱瑜創辦《南國半月刊》、繼而組織南國電影劇社、也擔任過上海藝術大學的校長，與歐陽予倩、周信芳等舉辦藝術魚龍會，成立南國社及南園藝術學院、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等等，他的前半生可謂建樹豐富，碩果累累。
1932年，經劉保羅的介紹，加入共產黨（瞿秋白是監誓人）。1934年，創作了他的傳世之作——《義勇軍進行曲》；次年坐國民黨的牢，後經徐悲鴻、宗白華、張道藩保釋出獄，被軟禁於南京，但都毫髮無損；1937年，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審查了田漢被捕後的表現，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
之後，田漢的人生，於1949年走到人生的頂峰，他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建國後的他，也算混的風生水起。三反五反中，如履平地；反右運動中，主持批判吳祖光的座談會，出席揭發右派分子的座談會（1957年），自己也因《為演員的青春請命》、《必須切實關心並改善藝人的生活》兩篇文章受到批判，但與同時期受到批判的人相比，只能算青蜒點水了；其創作的《關漢卿》（1958年）、《謝瑤環》（1961年）獲得了‘為民請命’的聲譽，參加各種政治活動（1949、1957年出訪蘇聯、1963年出訪朝鮮），頭銜眾多、光環閃爍。
然而，好運的人生，從1964年開始，就赫然停止了。曾經批判別人的田漢，這回也輪到別人批判田漢了。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文聯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撐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應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去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3
緊接著，田漢的《謝瑤環》被批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4。1965年1月，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舉行。在政協文藝組的會上，在人大、政協文藝界代表的座談會上，不斷受到批判。那些昔日對他仰慕備至、尊之為師的演員們，一齊向他開炮。同時，劇協免去了他黨組書記的職務，67歲的田漢，被下放到京郊順義縣牛欄山公社“勞動鍛煉”，並被要求繼續作懺悔式的“檢討”。
1966年1月，《劇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掀起了批判田漢及其《謝瑤環》的高潮；7月，田漢被集中到社會主義學院接受“教育”和批評，並要求揭發周揚的問題；8月，“紅衛兵”每半個小時就把他押到文聯車庫平臺上“示眾批鬥”一次，批鬥的高潮過後，就被放回貼滿大字報的家中；12月，有關部門把他從家中押走，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其子田申，在《我的父親田漢》一書的前言及正文中，有過如下描寫：
1966年12月，聽說父親在家裏被‘四人幫’抓了去，從此音信全無。我們全家人都受到‘株連’，家裏就只剩下九十多歲高齡的祖母和始終陪伴著她人老家的忠心不移的紹益娭。祖母始終堅信兒子會回來，因為1935年2月父親在上海被捕，後來又轉押到南京國民黨監獄，她還去探過監，送過飯，最後兒子還是放了出來，但是這一次，她日復一日地坐在院子裏苦盼，卻直到1971年的冬天，她老人家與世長辭，也沒有盼來丁點兒的消息。5

專案組要醫護人員劃清界線不能與病人講話，說‘李伍’是黑人，審訊時專案組人員進去，醫護人員出來，記憶中，李伍受審後還要寫交待材料。
我對李伍印象最深的一點，他被整的很傻，警衛戰士特別狠，有一次他大便拉在地上，戰士訓他逼他自己搞乾淨，把大便打掃到廁所，有一次聽李伍講：‘我還有個媽媽，我想我的媽，你們讓我回去看看她吧’。他被整得很慘，當時病房的窗子都是釘死的。
李伍精神上被整的很麻木，不允許家屬去看，完全與外界隔絕，死後，屍體拖到太平間，醫護人員就不知道了。6
1949年，田漢建議去掉鐮刀、斧頭的五星紅旗——32號方案被採用作為國旗7；他的作品《義勇軍進行曲》被推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受到了舉國及全世界敬重的禮遇。然而，這位“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1968年12月10日，因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死於301醫院。死前，還在接受組織的審查，並寫交代材料。
田漢在他的人生最後歲月，寫過兩首詩。其中一首，寫於1967年7月1日：
先烈熱血灑神州，我等後輩有何求。
沿著主席道路走，堅貞何惜拋我頭。8
一首寫於1967年9月25日：
締造艱難十八年，神州真見舜堯天。
擊金祥鼓豐收報，錦字紅書火炬傳。
海外鬥爭雄似虎，宮前戲舞妙如仙。
美蔣枉自相驕殄，七億吾民莫比堅。9
從《我的父親田漢》中“田漢之死”可以看出，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田漢，到死都不明白什麼才是奴隸的生活；到死都認為“神州真見舜堯天”！然而，他心目中的‘舜堯’，正是讓他死不能用真名（李伍）、死無葬身之地（骨灰也不曾留下）的始作傭者。




以上內容節錄自《毛澤東把地獄搬到了人間：炎黃子孫在馬列子孫統治下的苦難記憶》王修求◎著．樹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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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求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於湖南新化。
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追求「活著」要有意義、對世界有其看法的人。
胡適、儲安平、李敖對其的影響頗深。
如今，過活之餘，暫做寫個人傳記、收錄電子書、收錄創刊詞等工作；
先後編著出版——《中國期刊•創刊詞錄》、《中國期刊•創刊詞錄（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