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记述生活历程，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大陆社会家庭，生活细节市井日常；幼少朦胧，成长变化，掺拌社会动荡历史变换；辅以家族背景故事，一般知识分子的困境遭遇。
◎成年后对当局荒诞胡闹日渐反感抗拒，终以自费读书方式赴西方。变态地，宜远之。

记述作者家庭亲友1955~85年大陆生活情景。
北京安陆福州老家，纺织部宿舍，干校农村，
读书插队，民主墙运动，教师，程序员；
个人遭遇社会风云，一一录以留痕。
尾附家族简史、百年照片集、本人诗词。

世纪匪患已成灾，卅前风雨几来回；
幼时朦胧少时念，蹉跎岁月忆当年。

不以成败论英雄，只依真理而追寻；
下笔记述尽实录，勿撰虚妄伪春秋。
人生若能如此度过且回味，则奈何桥上无憾事矣。

本书作者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30年大陆少儿青年生活算不得惊涛骇浪，
但也数度变幻风雨，动荡起伏。
从北京、湖北安陆、福州老家，
读书、插队、教书、大学、政治异见者、计算机程序员，
至最终随身携26元美金以自费读书赴西方。

每每比较，今日大陆之禁言封口一如当年；
更有甚者，连文字书信举手投足也由于技术进展而分秒被当局监控。
笔者有幸身处自由世界，回首大陆往事，遥望当下，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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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大陆生活至30岁，离开30多年，旅行回过数次。每每回望共产党肆虐之地，当时今日，只有一词描述：野蛮。那里的人群故事，政坛社会，学界工商，屠杀镇压，封口洗脑，内斗相残，顷扎构陷，欺诈扯谎，贿赂风行，贪污腐败，荒淫糜烂，无耻下贱，蹬腿撒泼，谩骂耍赖，装腔作势，奴颜婢膝，阿谀奉迎，溜须拍马，屑小横街，瓦釜雷鸣，一切形态日常，都可以“野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与现代文明的善良宽容正派光明公平公正相对立的黑暗丛林社会，只偶尔由于少数人的挣扎抗争才投射进几缕人类进步的光线，恰好似“横柯上蔽，在昼犹昏， 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啊。

一。1955~1969 年：北京东大桥中纺部宿舍

我1955年8月出生在北京朝阳医院，当时家住医院北门外隔街相望的纺织部宿舍内，又称“中纺部宿舍”（如今称“中纺里”）--- 我在那里生活到1969年底随母亲去湖北安陆的纺织部干校。

我对中纺部宿舍生活的记忆，最早包括模糊记得在“新大楼” 宿舍家中和院子里，大概三~五岁时的偶然生活图景，例如趴在窗户上看父亲是否下班回来，在院子里和弟弟及表姐儿子晒太阳等等。我们家起先住在“新大楼”即五区（楼栋以50 几楼标号），后来搬到“灰楼”区， 再后“六十宿舍”建造好后又搬到“六十宿舍”的60 号楼一直住到1969年底离开。

我父亲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工程师，母亲曾经做过会计工作，但在生完我和弟弟后就由于身体虚弱没有再出去工作，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即当“家庭妇女”。我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与当时的多数城市知识分子一样，中学与大学时代与西方文化颇有接触，母亲的英文名是Judith, 父亲的是James。
父亲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曾于1940 年代末自费去美国Texa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读农业经济硕士，取得学位后1950 年才乘船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部”聚集了大批工业技术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学西方国家的。我父亲在部里工作的同事朋友我记得认识的就有从美国，英国，德国留学回来的好几位：德国回来的朱华我们叫朱伯伯，英国回来的孙伯伯，美国回来的“姚老”外号姚聋子因其岁数大有些耳聋：这位“姚老”与我父亲同在部里的“纤维检验局”工作，“文革”时突然上吊自杀了，留下纸条 说是自己喊口号喊错了云云。朱伯伯和孙伯伯都住在“新大楼”， 是与我父亲走动来往频繁的同事。孙伯伯还是我父母亲的同乡福州人，当时家住在新大楼拐角的门洞里三楼，在我的小学同学林武家楼上，我们曾多次去他家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都 叫哥哥姐姐，文革前已经上大学或至少高中了，其中一位福州话叫“GiGi" 的哥哥因为下乡劳动挑还是背什么东西过劳还伤了腰肾，被我妈妈当作例子反复叮嘱我们以后要小心等等。孙伯伯的太太我们叫孙姆姆，身材较矮小有些驼背，应该像我妈妈一样在家当“家庭妇女”。孙姆姆把家里的厨房厕所等等收拾得非常干净，我还记得她总是在刷厕所马桶，对我们非常和蔼慈祥，也是一口福州话，但不知为什么被所住楼里的孩子们林武等称作外号 “魔鬼”，我当时还因为孙姆姆是我家的朋友而感觉气愤。父母亲与孙伯伯孙姆姆交谈时完全用福州话，尤其是有关时局及共匪高官的各类不敬传闻等等，包括对独裁头子毛泽东的戏称“老毛”就是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这类言谈在当时若被“揭发”后果会不堪设想，但北京城里听得懂福州话的人有限（我在北京几十年只偶然一两次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用福州话交谈），纺织部里大概更少，父亲与孙伯伯显然也如此估量所以私下里未所顾忌。
对宿舍里早期儿时生活的记忆如今都已非常断续模糊。我小时曾上过宿舍里纺织部办的幼儿园，位置在“红楼”与“灰楼”中间的最北端。记得第一天上幼儿园非常害怕，大约三四岁左右，母亲还嘱咐同楼住的同岁女孩“沈京洋”要照顾我，因为她早过我进入那里。第一天在幼儿园的活动内容包括许多孩子共同在一个当时感觉巨大的绿色摇动木船上晃荡，应该是秋千船之类。“沈京洋”家住在我们“灰楼”的家楼上某层（灰楼似乎都是四层楼，楼顶是四周有围墙的阳台层，人可以在那里乘凉玩耍），她父亲我们叫“沈伯伯”，也是我父亲在部里的同事，但自从我家60 年代搬到新盖的“六十宿舍”去后对她家的记忆便淡薄了。
在幼儿园的生活当时正逢1959~1962 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实为共匪政权胡闹的人祸）大饥荒时期，幼儿园的伙食不曾记得有多坏但有偶尔“窝窝头”的记忆，即用玉米面蒸的而不是麦子面蒸的馒头。对那几年粮食紧张的生活我是有记忆的：包括我福州来暂住的姑妈把掉在桌子下的菜叶都收集起来；我奶奶从福州来居住时还特意在家里厨房角落养了鸡下蛋；大人们盛传有小偷晚上钻进供销社点心柜台偷吃（因为饿），甚至有的小偷因为太饿一下子吃太饱当场撑死在柜台里；当时院子里大人及大孩子有提倡吃榆树皮充饥，我有记忆似乎滑溜粘嘴但不苦；父亲谈到去城东定福庄化纤学院上班时，公交站总有饿肚子的小孩在哭喊： “给我一两粮票啊”...。除了饥饿，当时还有共党当局荒诞的“除四害”运动，即要求民众扑打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类，纺织部宿舍里这类闹剧肯定上演不少，具体剧情记忆已经模糊。

八。参加1978~79 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

大约是1978 年十月下旬左右，当时我周末常在西城南礼士路的家庭住处与东郊大北窑东南的北工大学生宿舍间乘公交车来回。公交车沿西长安街经过西单路口处，其东北面37 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围墙外，不知何时开始出现许多大字报及围观人群。大字报在之前的文化革命时期非常普遍，但在共产党政权清除了内部激进派别开始宣扬经济生产建设后已较少见，围观大字报则更稀奇些。我有一次按不住好奇心，从1 路公交车上下来，凑到37 路终点站围墙外跟着周围人群观看了一阵； 秋日的北京风渐寒凉，四周的读者多为男性，面少表情，或略带思虑模样。
墙上的大小字报多为讨论政权政治的时新内容，间杂些个人家庭受迫害的诉苦喊冤。讨论时政的有许多新颖题目，诸如平反文革中的冤案，要求被贬斥的老干部复职，毛泽东的功过评论等等。多数笔调不算激烈，但问题既然敢写出来，在共产党言论禁锢四下无声的年代的确让人有兴奋感。

以上內容節錄自《1955-1988年中国大陆生活回忆（简体版）》杨光◎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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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1955年生于北京，1985年离开大陆，后居澳洲。
联络电邮：yang195508@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