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經因盡「忠孝」之道而過著長達十年無法與親人聯繫、失去自由，被強迫勞動改造的生活，那麼「忠孝」對你最終是什麼？
1966年，共黨支持澳門的暴動事件，他的忘年之交梁先生時任自由教師工會的代表，為安排接應他回港事宜，年才14歲的他，目標不明顯又熟門熟路是最佳人選……
卻沒想到這個任務的開端，改變了他的一生。

一位熱愛民族的熱血青年，六○年代末年藉由探親的名義，由香港進入大陸替某個機關蒐集資料，卻因此被抓去勞改，歷經遊街示眾的屈辱，以及石渣場、農場、茶廠、鑄造工廠的歷練，搬過石塊、幹過田活、疏通水壩，最終是工廠的機床工人，除了不論死活的勞動與沒日夜的思想監督外，最難以忍受的是一直處在飢餓的狀態，並且曾經差點因普通的腸胃病而送命。

刑期滿之後，好不容易重回香港，已經是三十而立之年，做著比人落後十多年的學徒、見習生工作，對自己的過去絕口不提……
幾次從死亡邊緣回來，中國最底層政治犯人生涯實錄！

七彩繽紛的聖誕節又匆匆的過去了。牆上已換上了另一幅新而且厚的月曆。一九八九年—即是我活在這世上第三十七個年頭，說多當然不多，說少也不少了。倘若我能再活上多一個三十七年，將會很滿足了。
像我現在這個年紀，別人可能正值當紅的時候。可是我依然找不到任何成就的感覺，好像剛起步不久，是甚麼原因呢？撫心自問，是我努力不夠嗎？是我走錯了路、站錯了隊嗎？
許多人都相信命運，我能夠例外嗎？！
過去的日子非一般的崎嶇，有十二年是在大陸勞改場孤身無援，身心痛苦地熬過的。但重點是我沒有絕望，幾次從死亡邊緣爬回來。確有很多刻骨的東西好寫，本來不欲舊事重提，怕觸動傷口。但近年來國際上民主思潮一浪高似一浪，喚起了我大堆沒齒難忘的回憶。何不把它記錄留存，既可一舒心中壓抑鬱結，又可交上知音共鳴，更說不定成為動人小說，那不是可以找到多少成功和滿足之感嗎？！就此決定，先利用每天不太多的空餘時間，開始我從少年到中年的不尋常記載……。

連續四天，我都不願進食。監倉內吃的東西當然不會多，尤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一天兩頓飯，每餐四兩二錢七的紅糙米，配上沒有油的鹽水冬瓜瓢，還未入口，一股鐵銹腥氣已經撲鼻。但不吃這些，又有甚麼可以裹腹呢？總是饑餓難耐啊！終於在第五天晚餐，我才能夠把整份飯菜吃光，一粒不留。而先前那股腥味，卻變得很誘人了。每天還未到開飯時間，我們便已經在那裡渴望著、討論著該餐吃甚麼菜，甚至能夠憑嗅覺判斷出來。
很快我便懂得甚麼叫做現實。從第六天起，我不再獲得同倉的照顧了，因我已沒有剩飯給他吃（自己也開始感到不夠飽），所以我要做回自己的本份「工作」了。早上七時起床等候「放風」，同倉說輪到我提馬桶倒糞便了，來就來吧。倉門一開，我用文弱的雙手提著馬桶往外便衝（要快跑，動作慢的要捱罵）。本來左轉沿著窄長的走廊跑道盡頭便得。但我因手力不夠，雙腳站不穩，一下子便碰到欄杆上面去。砰的一聲，近滿的一桶糞水幾乎淌出了一半，撒在地上。我頭都不敢回，直往水房裡飛奔，幸好自己沒有摔倒。後面不斷傳來外省人的臭罵聲。總算我是小年紀的新丁，才沒有受罰。這點小意外，卻給同倉帶來了歡樂，笑得伸不直腰桿來。可是，我倒不欣賞這種苦中作樂，更加暗暗地悲從中來。
一個月過去了，我寫妥當了的供詞都交出去了，仍然沒有消息。在這段日子裡，我萬分想念我的外婆。她老人家送我進電梯時的臨別叮嚀不斷在我耳邊迴響，她一定非常傷心和掛念我的。我曾要求審判員代為通知家人，但不知他們可有辦到。結果證明是多餘的。當我想到很對不起外婆的時候，內心猶如刀割，比我自己失去自由和捱餓感到更加難過，我是多麼的不孝啊！到底我要待到何時才能再與親愛的外婆相擁呢？表舅公的說話是真的嗎？遲些他們會放我？希望是很渺茫，但誰會願意放棄？！每個晚上當我躺下來仰望著高高的斜形屋頂，我想得特別多、特別遠。直至到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再從臉旁留下耳朵、板床，我才昏昏入睡，結束那漫長的一天。
逐漸，我跟同倉也熟絡了好多。他比較樂觀，最喜歡說些吃喝玩樂的趣事，大抵這都很合乎「畫餅充饑」，聊以自慰這種監犯的心態吧。同倉估計我和他都是要判刑的，不會有放回去這般便宜。他說既然要判，就愈快愈好。因為到勞改場衣被較充足，雖然要做苦工，但總算有活動，比坐在牢房裡不見天日捱冷受屈要強得多。我也同意他的說法，種種跡象顯明我們還是要長期受罰的，坦白交代了還是要坐牢的。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吧，但求早日「揭盅」，得個明白就好。

以上內容節錄自《忠孝幾路？》文◎李昭◎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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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

1952年香港出生，童年生活以外祖母和母親為核心，與兩位姊姊相愛扶持。早年喪父，容易親近長輩，對社會生活經驗和理想有較早的認識體會與追求。中學階段，已萌生職業工作抱負。時值中國大陸全面開展舉世驚撼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中共亦稱之「十年浩劫」。目睹歷史慘痛事實和跟港臺自由人士的相處，對左右兩大陣營的政治意識形態、主義信仰有了明確的立場。1967年自願協助國府機關聯絡營救澳門撤僑滯留義士。放棄保送來臺升學，1969年毅然接受黨國派遣進入大陸，被判勞改十年。1981年回香港喜結臺籍妻子，再續港臺情義情緣。此生魂牽家國，早欲出書明節記載，以彰存忠孝於民心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