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性專業攝影家、母親、台灣媳婦，多重身份眼中台灣「人和環境」的影像對話。
◎1997年期間，台北小巷弄內庶民「彩色」的生活面貌。
◎以臺灣早期在地風情為對象的「心象」攝影代表。

身為台灣媳婦的美國攝影家施凱倫，九０年代在台灣居住，一開始面對融入異鄉的種種問題產生了無奈、抗拒，直到受孩子的影響，才找到心靈出口，坦然面對所處環境的心境轉變後，她開始拍攝自宅鄰近環境的影像，並集結成冊。

書中，作者將生活現實裡，很多多樣、細小，常被人的眼睛有意無意忽視的對象，以輕鬆、自然的方式，將它們的造形及顏色巧妙地加以重組，使每一個看似獨立的對象和在旁的物件，造成連續、互動的對話，轉化現實中時空的寧靜為視覺上藝術的喧騰，並造成一種精神上的飽滿。因此，作品中小小的對象，如主題旁的小花盒，大紅門旁斑駁、褪色的對聯等，都無不展開雙手迎接人們去慢慢品味。

對於習慣《國家地理雜誌》、新媒體照片的觀眾而言，好照片往往就是主題簡單、構圖簡潔有力，可以馬上了解其中的訊息或感覺等，這也是一般人對於照片紀錄功能的刻板印象。但，《我的另一個家》則是用不一樣的視覺結構，來表現抽象心情，記錄個人的心靈感受，因此，作者讓一幀幀隱藏在台北高樓大廈背後，亂中有序的巷弄住家景觀照片，透露出靜謐、祥和的氛圍，不但呈現了異國攝影家對台北的深入觀察，也顯現了作者獨到的攝影美學觀點，更自然流露出作者的心境。

這些照片，看似是別人家的生活經驗，但卻夾雜著更多集體記憶，還有島上數不盡的成長故事，所以觀賞其中的內容，都會像在閱讀自己的故事一樣的充滿感動。

在異國的土地上，很難有置身家園的感覺。「外國僑民」也好，「外籍人士」、「異鄉人」也好，定義上都屬於分離主義的排外字眼。住在國外明顯會遭遇到的困難，像是學習新語言等，都有實質的辦法可以解決──只要去註冊上語言學習班，外加努力，你就可以生存下去。但是其他問題卻沒那麼容易克服。在隨外子─本寬─遷居台灣六年之後，我仍然面臨著同一個問提──如何使這個地方感覺起來像我的家？
過去三年來對藝術的努力經營，其實是一場讓自己的心靈與新環境不斷妥協的持續交戰。在心裡、夢裡，我一直被我在美國的根牽引著：畢竟，我的家人、文化和傳統都在那裡，對我造成強烈而鮮明的牽繫。想找到一種對台灣的歸屬感，結果證明這比我預期的還具挑戰性。不論我中文說得有多好，或者對地方習俗有多熟練，我永遠是外國人。
然而，三年前的一個下午，一個轉捩點卻不期然地發生了。那時我兩歲大的兒子原尚，和我到鄰近的公園玩，就如同我們平常在晴朗的好天時常做的事那樣。我對那座公園相當熟悉，也像往常一樣，悲哀地望著那些簡陋的木板屋，想不透這樣岌岌可危的破敗景觀怎麼會存在那裡。我想著：這一切和我在家鄉所知道、所瞭解的景物相較起來，是如此難以理解與懸殊。當我正想著那些差異，和空氣中的煙霧，及路上幾乎撞上我們的機車時，抬眼張望，卻看到原尚正興高采列地追逐幾隻以公園為家的公雞。我還記得當時我驚訝地看著他如此輕易地就擁抱了他所在的環境。他是如此喜悅地享受著自己的童年，而無視於那些破敗朽壞的建築、缺乏養護的公園，和周遭的瓦礫垃圾；那些都與他無干。在那一刻，我轉變了想法，也看到了我在台灣所要拍攝的第一幀有意義的照片。
在那幾分鐘，我理解到我的文化包袱是如何影響巨大地充滿在我的感知裡。從此以後，似乎在每個角落我都可以看出一幅攝影，物件在奇特中展現出了異常的美：街頭攤販的鍋碗瓢盆閃耀生輝；執意從水泥裂縫中生長出來的九重葛，令我油然生敬；無人的座椅化成了望之儼然的老人……當我開始藉著拍攝生活周遭的景物而與鄰里建立起關係的同時，那些照片反映的已不只是景物本身，而是我個人的心路歷程。如今，我的相機引領著我，在原本令我難受的地方追尋到了自在。
亨利‧大衛‧梭羅曾經寫道：「我們走過的路，有半數只是在重複自己的腳步。」以前我就拍攝過屋宇：最早是多年前還在做藝術系學生的時代；接著是到英國和愛爾蘭旅行的時候；後來則是唸研究所時在俄亥俄州拍攝過美國中西部風格的房子。這一切都是為了瞭解一個地方，與之發生關聯，並使他成為我的地方。現在，我人在台北。

無。

施凱倫，賓州州立大學藝術學士(1982)，俄亥俄大學美術攝影碩士(1989)。她曾先後在賓州州立大學園區的HUB藝廊(1982)，台北視丘藝廊(1989)、賓州匹茲堡「銀眼攝影中心」(1990)舉辦過個展。作品《我的另一個家》系列曾為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施凱倫現在任職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商學院，專任的課業輔導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