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離開家門時，心中都滿懷想望，但在某個心靈黑暗的時刻，夢想墜入深淵，人折了翼。折翼的人要如何熬過漫長的刑期，才能回到當初離開的家鄉？

2013年，特宏興368號漁船的「海上喋血」案震驚全台。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因為探視涉案的六名印尼漁工，而開始關注外籍漁工的勞動處境，我們試著了解，在他們成為人人喊打的「殺人犯」之前，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作為東南亞移工的身份，在他們身上留下了什麼烙印？而層層堆疊的結構和體制，又如何為這起殺人案件推湧暗潮？

隨著六漁工經歷三審、判刑定讞，進到位於桃園宏德新村2號的台北監獄，我們開始固定每個月到監獄探視。我們也才發現，在監獄裡還有許許多多離鄉背井來到台灣的移工，他們的罪名各不相同，刑期則從兩年到無期徒刑都有。

三年多來，我們持續與這些「罪大惡極」的人互動，漸漸發現他們作為一個異鄉人所面臨的困難；以及他們何以在尋夢的路上，偏離預期的航道，暫停在這陌生驛鄉。

一路上，我們有許多好朋友支持我們持續做探視工作：有開東南亞餐廳的朋友，每個月提供免費的印尼菜讓我們帶到監獄；有擔任空服員的朋友，趁出勤時到東南亞帶移工母國的書籍回來；也有朋友隔一段時間，就餵飽家裡的小豬撲滿給我們作為探視基金……

現在，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書寫，記錄下這些曲折的生命。透過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看見過去被忽視的角落。我們相信，只有更多的看見與理解，才讓一切的改變成為可能。

◎代理經銷：白象文化

前言：宏德新村2號
／莊舒晴

　　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是我接觸移工受刑人的開端，當時TIWA 的工作人員在新聞上看見被民眾追打的印尼「殺人犯」，主動了解這些飄洋過海的異鄉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們何以狠下毒手將兩名台灣人都丟入汪洋大海，又企圖開船逃逸？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看守所，當時判刑尚未定讞， TIWA 和一群印尼移工浩浩蕩蕩搭車過去，兩人兩人一組，進到接見室裡隔著玻璃及鐵窗和六名受刑人說話。Anto、Yudi、Iham、Susanto、Retno、Lufin，他們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未來，只有對漫長刑期的絕望。我們素未謀面，但當同鄉吐出第一句印尼文，話筒裡傳來嗚咽的聲音，儘管窗戶看上去是很久沒擦了，我也能從模糊之中望見他們眼眶裡打轉的淚水。他們非常艱難地開口說海上的故事。

　　判決定讞後，六個人進入位於桃園龜山的台北監獄，宏德新村二號。二十八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七年、十四年，這是他們的未來。六個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房間和工場，在不同的單位裡有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奈及利亞……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語言的異鄉人。同樣國籍或同樣案件的人幾乎都被分在不同房間，外籍受刑人時常在同房沒有可以說話的對象，唯一有機會遇見同鄉的場合是監獄裡勞動的工場。受刑人透過在監獄工場裡勞動，換取在監的飯菜，同時有機會遇見不同房間的同鄉。一週工作五天，一個月大概可以領100多塊，監獄裡一包新樂園90塊。

　　六個人入監幾個月後，「有一個叫 TIWA 的組織可以來看印尼人喔！」這樣的資訊不知不覺在監獄裡傳播開來，辦公室陸續收到不認識的印尼朋友的來信，開頭大抵都是「不好意思打擾了，我是來自印尼某某城市的誰誰誰，真的很抱歉寫信給你，請問你有時間能不能來監獄看我呢？我已經在監獄多少多少年了，但從來沒有人看過我……」

　　這就是一切的起點。　　　　　　

　　每一個初初見到的移工受刑人總會讓我們有一些新的領悟。很多時候難以想像眼前這個瘦弱的、稚氣的、純樸的、沈默的、年輕的、黝黑的朋友，是犯下重大刑案的罪人。我記得Ade 說 「天啊！你們真的來了！我寫信好幾次給印尼辦事處他們都沒有理我，我還有寫信給印尼總統欸。」阿冀說「謝謝你們帶的印尼菜，真的太久太久沒有吃了。吃的時候我哭了。」Adi說「我還以為TIWA是一個教會的名字，因為在監獄只有教會的人會來看外籍的。」Agus 說「我已經六年沒有家裡的消息了，你們可以幫我找我的家人嗎？」Suratman 說「謝謝你們帶印尼書來，監獄裡面有圖書館，但都是中文跟英文的，我看不懂。」

　　隨著接觸的受刑人越來越多，我們發現作為一個外國人其實是不容易在裡面生存的，尤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常有人說獄中如同社會的縮影，自由世界裡的種族歧視、階級排除、國族主義同樣蔓延到鐵窗裡，而且是以一種更血淋淋、毫不遮掩的方式。有錢的被當大哥、金髮碧眼的不會被欺負，沒資源、沒人探視的只好當小弟，靠幫同房的洗衣服、做牛做馬，才能換一條牙膏、一包衛生紙。「我跟長官說牙刷壞掉了，他就拿一隻別人用過不要的給我。沒關係這樣就好，外籍的就是這樣。」Eko說。

　　除了沒有資源之外，和家人之間的聯繫也並不容易。三個月才能打一次電話、航空信件一百多塊等於在監工作一個月的收入、沒有家鄉的電話或是地址⋯⋯。每個星期收到的受刑人信件裡面 ，有許多都是關於幫忙他們聯繫印尼家人，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還能維持一絲羈絆，是咬牙撐完剩下刑期的唯一動力。我還記得Joe服刑十年完畢回到東爪哇的家鄉，終於見到雙目失明的老母親時有多麼高興。

　　2016 年，我第一次踏上印尼的土地探訪散落在不同村莊裡的受刑人的家。進入充滿魚腥味和漫天蒼蠅的村子，就不難理解為何有人前仆後繼地踏上台灣的漁船，尋求「更好的未來」。受刑人家屬急切地想從我們口中得知孩子的消息，但我們所能提供的也只有受刑人的一句「我很好，請不要擔心」，監獄不能攝影，我們甚至不能帶一張照片給家屬，只能在受刑人長大的村子裡多拍一些照片，告訴他們家裡還有人在等著。

　　從台北到龜山要一個多小時，當時還有一位女性受刑人在新竹，去一趟來回四小時，我們一個月幾乎只能去一次，帶點食物、書籍，寄幾百塊讓他們能買日常生活用品。每次探監回來就在臉書社團裡做紀錄，沒想到陸陸續續有些朋友主動聯繫幫忙，在新竹開餐廳的馬嵐提供免費南洋餐點、空服員蘇盈蓉飛印尼工作時總會帶回印尼書、在清華大學教書的林麗雲與陳瑞樺老師有空就跑新竹看守所，甚至組織了幾個在地的學生一起加入探視工作、善良的臉友們寄來一堆文具衣物讓我們帶去印尼給受刑人家屬⋯⋯。監獄裡的受刑人網絡，意外也促成了鐵窗外網絡的形成，不只台灣的朋友，也時常有印尼朋友問我何時要去 penjara（註1）。我們這些「自由的人」某種程度上都受到移工受刑人的召喚，他們的 masalah（註2）也給予我們行動的力量，開始寫這本小書。

　　這並不是移工受刑人的自白書，也不是企圖為他們的過錯辯解的答辯書，更不是一本懺情錄。而是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理解每一個被囚禁的人背後到底有什麼複雜的成分。移工受刑人的故事看似是個人的，同時也是集體的、社會的。我們探視的受刑人裡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漁工，我想這並不是個偶然，那裡有一個吃人的結構逼著船上的人相互為難。淚水是鹹的，海水也是， 汗水亦是，同樣都有苦澀的鹹味。我想，如果能透過這些故事讓更多人嚐嚐這個味道，也許會有什麼改變也說不定。

註1：印尼文的「監獄」之意
註2：印尼文的「問題」之意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人人遷怒責備的對象。

　　在事件發生後不久，TIWA 主動聯絡律師瞭解相關案情，試圖釐清整起案件的經過。依照我們這些年來處理移工案件的經驗，明白不能僅以「殺人」兩字簡化事件，而後來該案被認定與殺人行為無關的其中三位漁工到 TIWA 的庇護中心安置，更坐實了背後牽連的結構性因素。

　　受害船長的家屬曾對媒體表示「船東希望方便、降低薪資成本，而以境外聘僱方式進用來歷不明的外籍漁工，而且本國、外籍漁工人數比例懸殊，對遠洋作業的台灣漁民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風險。」可見在憾事發生前「問題」一直存在著，但沒有人敢戳破「境外聘僱」這個制度的黑暗面。即便特宏興案引起全台的關注，大家還是把焦點擺放在印尼人殺台灣人的國族仇恨上，制度也就懸而未決。

　　自事件發生兩年多以來，TIWA 持續前往看守所與監獄探視六名印尼漁工
，也透過信件往返，逐漸了解他們作為一個個帶有不同生命軸線的人，何以漂洋過海，共同歷經悲劇的剎那。

　　隔著看守所的鐵欄杆和厚重的玻璃窗，我和 Retno 各自拿起面前的話筒。「那個時候仲介說不用手續費，可以直接去工作，每個月有兩百美金。飛到桃園機場後，馬上有人開車帶我去港口登船，我不知道台灣長什麼樣子，工作六個月也從來沒看過新台幣。」儘管家人們知道他們的兒子是到台灣工作，殊不知境外漁工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停留，即便靠岸也只能待在船上，遙望他鄉。

　　Anto 頂著小平頭大眼睛，「我那個時候已經失去自己、失去理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家人⋯⋯」他像是懺悔一般低頭說出這句話。「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用木棍打人，也會一直罵，有時候打到流血了還一直打⋯⋯我知道自己做了錯的事情，真的很對不起，希望以後來的印尼人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Lufin 的眼底情緒複雜。

　　數次探視後我們已不再談案情，漁工們對於必須在監牢中漫長服刑也比較平靜面對了。偶爾 TIWA 邀集幾名印尼勞工一同前往，讓大多不諳中文的漁工們至少可以用家鄉話聊聊天，得知一些外界的資訊。

　　「TIWA 的朋友們，真的很對不起向你們提出請求，不知道是否能請你們幫我查地址和郵遞區號？」Susanto 用工整字體寫來的信件小心地探問，想必他是考慮了許久才鼓起勇氣寫這封信。「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但是都沒有收到回信⋯⋯」Yudi 失望地說。


　　在他鄉服刑，面對獄中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折衝和全控機構的管制，遠方的家人是他們唯一的寄託，然而除了憑藉記憶中模糊的地址和電話，漁工們沒有其他管道和家人聯絡。

　　TIWA 在因緣際會下認識兩名關注此案的印尼藝術家，他們的團隊憑藉片段的資訊和線索，挨家挨戶地找到漁工的家人，試圖重建漁工與家鄉的聯繫。從不同的位置關注移工議題，我們同樣希望移工權益朝向更好的方向挪移，並拓展和社會對話的空間。於是在他們的邀請下，我們踏上印尼「替代返鄉」的旅程，拜訪六名漁工以及另一移工殺人案 Yanti 的家人。

　　出了雅加達（Jakarta）後幾乎沒有紅綠燈，原來平坦的水泥公路變得顛簸坑疤，景色從高樓與工廠轉為平房與綠意。

　　第一站是西爪哇的梳邦（Subang），雖然距離雅加達僅有一百五十公里，但沿途交通雍塞路況多變，還是花了五個小時才抵達。當我們的車子駛進村子裡的小路，兩旁的人家都投以好奇的眼光。同行的印尼朋友說：「這裡不太有人開車，大家都騎摩托車，如果有外人進來，全村的人都會知道。」聽到這句話我們不免擔心，這樣「高調」的到訪是否會給漁工家人帶來困擾？他們的鄰居若知道村裡有人在台灣殺人並坐牢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的小孩會不會在學校被同學排擠，並冠上「殺人犯之子」的標籤？

　　印尼朋友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了。這裡是印尼鄉下，跟大城市不一樣，只要有一點小事一下就會傳開，甚至我今天生了病，隔天可能隔壁村的人也知道了。」不只梳邦村莊的人知道 Susanto 在台灣發生的事，其他五個漁工和 Yanti 的家鄉親友們，也模模糊糊地在鄉里耳語閒談中得知遙遠地方的憾事。

　　我們到達的是 Susanto 妻子的家，是一間倚著窄徑的白色小平房，路只能勉強讓一台車經過，沒有迴車的空間，我們只好向對面某戶人家借用庭院來停車。對方明白我們是來找 Susanto 家人的外地人，關切及好奇地看著我們，那並非一種猜忌打量的神態，也許心裡對於台灣人的來訪原因也心裡有數，很大方地將庭院借給我們。

　　家徒四壁，這是進到屋內的第一印象，除了一個櫥櫃和一些生活雜物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家人們在水泥地板鋪上染著灰的地墊請我們坐，並吩咐小孩去買涼水回來。我們向 Susanto 的丈人、丈母娘、連襟們解釋此行的目的，轉告他們這兩年來 TIWA 探視 Susanto 的狀況，並送上台灣朋友們募集給小孩的一點禮物與給家庭的微薄捐款。家人久未聞 Susanto 的消息，得知他獄中平安，先是鬆了一口氣，但一時也不知道能再追問什麼，再聽到 Susanto 的刑期是二十二年後，本來沈靜的氣氛更是顯得無語。

　　Susanto 4 歲的小女兒 Nina 拿著台灣來的玩具便開心地玩了起來，13 歲的大女兒 Riri 則坐在角落低頭，克制地流眼淚。

　　兩個女兒現在都由妻子娘家扶養，Susanto 的妻子則每個月寄小孩的扶養費回來。到此，家人不禁抱怨 Susanto 的妻子把房子和土地都賣了，跑到雅加達打工，甚至準備申請前往台灣工作，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再見丈夫一面。

　　不難理解承擔起照顧工作的親戚們心中難免有些不諒解和怨懟，但孩子呢？Nina 正懵懂，尚未意會到家裡究竟發生什麼事，Riri則是非常清楚這個家的失衡狀態，所以對於大人們所談論的一切聽而不語，那份過於早熟的節制反而令人不忍。臨走前，Riri寫了一封信和兩張紙條，一張是他母親的手機號碼，一張是他自己的號碼，要我們轉交給她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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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爪哇島的北海岸線行駛，來到Iham在南安由（Indramayu）的家。在台北看守所與Iham 會面時，他說自己因為與妻子離異，找不到生活方向，無所適從，才決定踏上遠洋的船。他始終心繫在故鄉的兒子 Tanto，希望打魚的錢至少可以給兒子比較穩定的未來。
　　踏入磚砌的屋子裡，我們才發現原來 Iham 的父母也離異了，父親與繼母的家坍塌，所以在 Iham 其中一個舅舅的房子裡與我們見面，兒子 Tanto 跟媽媽一起住，不在屋裡。Iham 的朋友 Toto 得知我們要來，特地也趕來打聽 Iham 的近況。Toto 以前也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過，他能夠理解那個工作場域的惡劣狀況，所以得知特宏興案時，訝異是有的，卻也不難想像事情何以至此。

　　Iham 幾乎是與家裡斷了聯繫。從小失學，閱讀和書寫印尼文對他來說十分困難，好不容易寫了信回家，卻遲遲得不到家人的回信。繼母告訴我們，儘管從台灣寄來的信已經付了郵資，但村裡所有的信都被送到村辦公室裡，如果想要拿信，必須付另一筆「取信費」，這是鄉里間不成文的黑色規定。「我們沒有錢，沒辦法拿信。」她如是說。

　　在我們的要求之下，Iham 的舅舅騎著機車把 Tanto 載來。Tanto 是個非常靜默的孩子，9 歲，頭低低，被大人抓過來又抓過去，眼裡有些倔強和不甘願。他似乎不理解爸爸為何一去不復返，而這些講著異國語言的人又是誰？來日方長，待他成年後，有一天是否會拿著工資去領爸爸寄來的信？

　　六名漁工要在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與台灣「同學」共處，紛紛試著學習中文，讓日常生活順遂些，只有 Iham 小聲問我們是否能帶印尼文的國小課本回來，他想好好學習自己的母語。也許，他是想有天若能與兒子往來書信，那會是多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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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井里汶（Cirebon）的路上下起大雨，雨水拍打在車窗上，讓原本泥濘的路變得更加難行，沿途經過幾個淹水路段，人們試圖在混亂中涉水而行。水是黃濁，人們一個接一個用腳踩探著下一步，尋找能夠前進的方向。

　　Lufin 家四周空蕩蕩的，只有滴滴答答的聲音。他的父母外出工作尚未歸來，我們在客廳席地而坐，被刺眼的綠色牆壁包圍著。牆上掛的是 Lufin 姊姊中學時的畢業照片，穿戴學士服笑得靦腆，那份榮耀的神情與斑駁的牆形成對比，也與眼前抱著孩子的婦人不像同一個靈魂。

　　大雨遮了陽光，即便屋裡開了燈仍舊十分昏暗，傍晚 Lufin 的父母從雨中騎腳踏車歸來，他的父親倚牆沈默不語，母親邊哭邊問為什麼兒子要關那麼久。面對漁工家人直面而來的情緒，該如何回答這個「為什麼」？

　　「因為你兒子殺了人、殺人就應該付出代價、沒有判死刑已經很幸運了、我們的監獄還要養一個外國的殺人犯⋯⋯」台灣社會裡面最主流的聲調，我們並不打算告訴他母親。一方面不希望「殺人犯」的標籤讓家人懷抱愧疚活著，也把漁工和家人的關係推得更遠；另一方面，台灣關於外籍勞工的制度和結構性壓迫才是釀成悲劇的推手，也是作為移工運動者的我們一直以來在和社會對話的部分。然而，談論後者何其困難，當 Lufin 的母親還沈浸在前者的悲痛中，我們光是承接巨大的情緒都來不及，更是難以向後者的討論挪移。

　　不久弟弟和妹妹也從雨中走來，姊姊拿了紙筆，趴在地上寫信。

　　「雨停了再走吧。」Lufin 的媽媽留我們。空氣裡很是沈默，可言說的都說了，只剩面面相覷，相對無言。

　　這個村子裡的雨，好像從來沒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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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里汶到勿里碧（Brebes）的距離在地圖上看起來不遠，但印尼的交通並非可預期，尤其沿著爪哇島北部的濱海省道，沒有紅綠燈不代表可以肆無忌憚地加速長驅，得專心提防有摩托車、三輪車和行人橫越公路，甚至在某些路段「祈禱者」就直接站在馬路中央，一邊唸著祈禱詞，一邊拿著像是撈魚用的網子，向行經的車輛揮。有些駕駛會暫緩車速略施小惠，更多的車輛仍是呼嘯而過。祈禱者們在為過路人祈福，網子揮呀揮，但降臨的福份似乎不包含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下的身體。

　　Retno 的媽媽坐在屋前挑菜，屋頂垂下兩條繩索，綁著一個大布巾，其中一個孫子在裡頭安睡，還有兩個小鬼追來逐去，屋前屋後嬉鬧著。Retno 的妹妹去買涼水回來，這似乎是印尼人家的待客之道，儘管許多人屋裡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就沒其他多餘的東西，但客人來時還是會買來一般時候不會消費的飲料。

　　妹妹說 Retno 曾打電話回家過，看守所規定只要向獄方提出申請並購買電話卡，一年可以打兩次電話回家。Retno 說了有二十二年的刑期，若在獄中表現良好，刑期一半時能提假釋。但誰說得準呢？沒有人敢對假釋抱有期待。

　　行前 Retno 特別拜託我們拍他母親的照片，作為獄中的寄託。儘管有少數的機會打電話回家，Retno未曾與最思念的母親通電話，出於羞愧、不孝、屈辱、不堪，他沒有勇氣面對母親，就連聽見母親的聲音都沒有辦法，只能透過兄弟姊妹傳話。「他在船上一直被打，我想進去監獄也許過得比較好吧。」妹妹或許是安慰母親，或許是出於無奈地說到。

　　我想起去年五月同樣發生在台灣的福賜群號事件，高雄籍遠洋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兩名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死亡的漁工生前疑似遭虐待及強迫勞動，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在汪洋中死去。失蹤的漁工是在工作時失足落海，船長沒有救人，直接將船駛離。「就像一包垃圾被丟下去一樣。」同船的漁工這麼說。福賜群號的漁工跟特宏興 368 號的漁工一樣，都是「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的法律保障，也不受台灣勞動條件的規範，多少人在船上受到剝削及不合理的對待而束手無策。當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面對的只有白日的烈陽及夜晚無盡漆黑的大海。台灣政府並非不知道境外聘僱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深知於此 ，對雇主來說境外聘僱的成本不到境內聘僱的一半，對政府來說不需要承擔這批勞工的種種「問題」，當事件發生，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他們是境外的」，就能規避掉所有責任。今日若非是印尼漁工的屍體被載回港口，或是台籍船員出事，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任其自生自滅，而在這個過程中，滅了的總是最底層的外籍漁工。比起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去，或許真如 Retno 的妹妹所述，進監獄也許比較好吧。至少回到岸上，還能期待有一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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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東邊行駛三個小時就是直葛（Tegal），Anto 住的村子瀰漫著濃重的魚腥味，路邊人家屋外到處曬鹹魚。

　　在屋裡等待我們的是 Anto 的妹妹，她的臉和哥哥簡直一個模樣。兩個阿姨聽聞我們來訪，放下挑魚刺的工作來寒暄，她們說「他媽媽有時候會對著枕頭講話，把枕頭當成兒子，講一講又哭。」

　　「Anto 從小就是個很乖的小孩，每次到港口邊人家都會給他免費的魚，他不會拿回家自己吃，還會分給其他鄰居。」
　　「他第一次出國賺的錢都匯回給家裡，是個很顧家的孩子。」滔滔不絕地回憶起這個孩子的一點一滴，沒有人知道他日後竟會成為被判刑二十八年的殺人犯。

　　在判決定讞之時，法院指出：「被告Anto雖為本件殺害OOO最核心之人物，但『特宏興368號』於本件衝突前即已存在海上暴力犯罪之許多因素：我國籍幹部與印尼籍漁工間階級、收入之巨大差異、言語、生活等衝突，海上作業時間長且環境惡劣，案發地點距離我國及任何陸地遙遠等，最終致生此次悲劇。」結構性的壓迫積累，仿若重現三十年前的湯英伸事件。

　　Anto 的母親結束一天賣魚的工作，見到兒子在信中提及的 TIWA 朋友們，興奮地跟我們說話，她沒想到竟然有人真的從遠方帶來兒子的訊息，彷彿這才放下心來，原來兒子在獄中還平安。

　　我們問是否有口信要帶回給 Anto，「他女朋友已嫁人，而且有孩子了。這不要告訴他。」她母親說。

　　「他爸爸最近身體很不好，耳朵一直流血出來，不知道是什麼病。這也不要告訴他，不想讓他擔心。」到此他母親的眼淚潰堤，方才的開朗笑容不復存在，她的哭是哭嚎，手捶著心臟大聲哭出來。

　　Anto 的妹妹沒說什麼，在媽媽的哭聲中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轉交給哥哥。

　　是時，Anto 的父親正在海上捕魚。Anto 出國前也在直葛當漁夫，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特宏興案發生後父親又重操舊業，回到漁船逐浪而去。當他在海上，隨著海浪的晃動一上一下，他是否曾想過，他的兒子就是在這麼一片晃蕩汪洋中，受到欺凌、與人爭執、最後鑄下大錯？當他拖著漁網，那些被捕撈的魚群們，有哪隻藏著他兒子捎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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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行至八馬蘭（Pemalang）時，天色已經完全漆黑，我們把車停在大路上，憑藉手機的燈光往村裡住家巷弄走去。

　　Yudi 和妻子結婚一個半月就出海工作，為了還結婚時跟兄弟借的錢，以為出國一趟就能與新婚妻子安然度過往後的日子。然而事件發生後他的妻子已經很久沒回婆家了，連重要節日都不願意一起過，Yudi 的母親在言語中不免隱含著對媳婦的怨懟。但是何怨何懟？也許彼此心裡也都明白，要求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子等待不知何時能歸來的丈夫，亦是殘忍的。

　　Yudi 的母親把他小時候的相片以及從台灣寄來的信攤在地上給我們瀏覽，小時候的他看起來開朗，眼睛像媽媽。牆上掛著仍 Yudi 的結婚照，父親則沈默地坐在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的照片下抽菸。
　　從蘇哈托（Suharto）政權到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 ，印尼以國家政策強力推動人民出國工作，因為這是最簡便解決國內過剩勞動力的方式，同時能賺取國家外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遷移需要資本，在印尼最窮的人沒有辦法出國當移工，如果沒有辦法負擔仲介費，生活中也沒有任何管道培養對現代性的想像，光顧吃食溫飽就焦頭爛額了，如何能做出國夢？

　　我們在印尼期間曾拜訪當地漁工組織，他們協助過多起境外聘僱漁工的重大案件，對於這群不受保障、被各國政府互踢皮球的勞工再熟知也不過。當我們提出是否要以「廢止境外聘僱，落實國對國聘僱」的方向，做為向政府施壓的軸線，印尼的組織者馬上回應：「不可能。」

　　的確，照台灣目前境內漁工的引進模式，雖然仍存在諸多問題，但受到勞基法的保障，政府也掌握勞雇雙方的資訊，一旦發生問題至少還有處理的基礎，不像無法掌握的境外漁工，「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但對於輸出國印尼來說，沒有資源進入國對國勞動力協議的人，就是當地最窮苦的人家，而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境外漁工，不需要手續費，文件辦好即可上船工作。「仲介跟我說一個月可以拿到兩百多美元的薪水。」Retno 曾透過看守所的話筒如此跟我說。

　　斷了境外聘僱這條路，為的是阻斷剝削，讓政府無法卸責。然而對於底層的人來說，儘管存在被壓迫的風險，仍是一條可能的活路，當無處可走時，至少能把自己的身體交付一紙契約。

　　結束印尼旅程，第一件事就是寫故事。

　　拜訪六漁工的家鄉有幾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建立起受刑漁工和家裡的聯繫，讓其得以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二是試圖從測繪這六個家庭的樣貌，去叩問他們何以從鄉下地方的小伙子，變成海上喋血的兇手？背後籠罩每個飄洋過海身體的壓迫又是什麼？進而開啟與社會對話的空間。

　　這並非一個替代返鄉的慈善故事，也並非訴諸悲情與煽情。儘管在漁工家人的眼中，我們難免被視為「好心人」，旅途中的許多時刻也確實令人動容與悲傷，在承接撲面而來各種情緒和狀況的同時，其實很難再進一步與漁工及他們的家人談議題、談結構的壓迫、談這個案件對移工運動的意義，但希望透過紀錄和書寫能激起一些討論。

　　作為移工運動的組織者，組織的日常中有太多故事，悲傷的、扭曲的、歡樂的、氣憤的，故事隨著每個遷移的身體來去、滾動、發酵，但書寫並非只為了書寫者或被書寫者的利益、抒情、一廂情願。已經有太多「成功的移工故事」為台灣的多元文化塗脂抹粉，故事的背後若非指向結構問題和日常積累的壓迫，那麼就只會是個「漂亮」的故事而已，這趟旅程我們時時警惕自己，避免流於此。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當底層的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紙契約、跳進惡水，這意味著什麼？有多少人沒能來得及在最後一批魚獲裡，將自己打撈上岸？

　　不只是漁船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情，疲累、紛擾、爭鬥、擠壓，整個無形的體制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的一部分，最終他們殺了人，但何嘗不是被這個體制殺了？

　　他們一度離水得活，人人皆曰殺之，最後法官留了一絲生路。但要游回彼岸，還很久，很難。

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主要成員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工作人員，以及長期探視移工受刑人的志工夥伴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