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根廷的最南，與南美大陸相隔著麥哲倫海峽的地方，有一座人跡罕至的火地島。火地島上有一座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烏蘇懷亞。它距離南極大陸只有六百公里，遙遠而且難以到達，被人們稱為「世界的盡頭」。
　　百年多來，它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許多犯人曾在天寒地凍的火地島上死去。所以有人說，當你到達了世界的盡頭，你就會失去生命。當你看到了世界的盡頭，你的人生就會一無所有。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為了知道人在世界的盡頭，還能擁有什麼？他，搭了三十六個小時的飛機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花了幾天幾夜的時間，穿過寂寞荒涼的巴塔哥尼亞高原，橫渡了陰風怒號的麥哲倫海峽……從切．格瓦拉的故鄉開始，循著切．格瓦拉走過或未曾走過的道路，走向世界的盡頭。
　　四十七天之後，他從烏蘇懷亞回來。
　　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嗎？
　　如果你沒有辦法，和他一起走到世界的盡頭……那麼且聽他訴說，在他走過世界的盡頭之後，看到了什麼？在他精疲力竭地到達了世界的盡頭之後，人生是不是真的一無所有？

　　去南美之前，其實我並沒有計畫要寫出什麼東西。
　　我只是在文具店裡隨便揀了一本有橫條的筆記本，一則在旅行中打發時間，二則有什麼值得紀錄的事情時，能有個地方寫下來。我已經很習慣打字，因此更珍惜這種在旅行中一筆一劃寫下來的心情。由於手寫的速度絕不可能像打字那麼快捷，所以這些文字與旅行的時光是等價的，我必須用旅行的時間來換這些文字。
　　也因為這是我在旅行中用筆儲存起來的時光，當我重新閱讀旅行中的筆記，就可以再把那些旅行中的時光提領出來。
　　而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份日記，後來就成了我這篇十萬字遊記的初稿。我的旅伴小莫曾在復活節島上問過我：「你覺得你回台灣之後，人生會因為這趟旅行而有什麼改變？」當時的我，真的無法回答，如同這本書的完成是我始料未及的。
　　這趟旅行，讓我出了一本書。
　　沒有這趟旅行，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寫出什麼值得出書的東西，然後花了兩年的時間寫作，還得費心出版，只為了能放到書架上給更多的人看到。
　　我如果是為了賺錢，那我幾乎確定我會在這裡大摔一跤，而且跌得很徹底。但如果我只是為了跟別人分享，那我只要出版，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或許就是在這麼青澀的年紀，做這樣青澀的事情，才有它的意義。它紀念了我再也回不來的青春。十年之後，我也許更有餘裕去承擔市場的成敗，但面對這樣的作品，我卻未必能有足夠的勇氣，覺得它可以面世了。縱然它還是我二十五歲完成的作品，但眾人是不會拿二十五歲的水平來要求我了。
　　那天，在烏蘇懷亞，小莫突然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我覺得，我也應該像你一樣，保持在旅行中每天寫日記的習慣。」
　　「為什麼這麼說？」我說。
　　「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她用一抹淡然的微笑，看著遠方：「像這樣美好的事情，我見到了，卻沒有寫下來，未免太辜負上天對我的厚愛。」
　　如果在平日她說出這些話，我也許不會有什麼感覺。
　　可是當時，我們人在阿根廷最南端的火地島，號稱「世界盡頭」的烏蘇懷亞，與南極大陸相距只有六百公里。當我眺望著世界盡頭的海洋，站在達爾文山脈的皚皚白雪中，看著天光雲影在我眼前倏忽變化……小莫的這番話，就變得很有分量。
　　也許真的是因為這幾句話，縱然實習的生活是那麼地忙碌，縱然這整件事情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我的心裡還是有一份力氣，要在百忙中找出時間來寫稿子。
　　我從不期待，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會對這個世界造成什麼改變。寫書的人，沒有那麼偉大。
　　我所期待的，只是在某一個我不知道的小鎮上，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走到書架旁邊，無意間翻開了這本書，然後因為裡面的一句話或者一個場景，給了他一些想法。那我這兩年來，往往從醫院下班回來已經累得像條狗，卻還是撐著眼皮，打開筆電，寫到半夜兩、三點才趴在桌上睡著的狼狽，就沒有那麼愚蠢了。
　　我終於寫完了。
　　但與其說是我完成了這份遊記，不如說是在我離開南美兩年之後，這份遊記，終於完成了我的旅行。
　　願以此書，與你分享，在我寂寥的一生中，所遇見的大千世界。希望這些提領時光的文字，能為你重現，我所見過的輝煌。

不完美的城市 ──Buenos Aires

　　每一個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都有他的理由。
　　對我來說，我是為了更貼近切．格瓦拉的足跡，而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
　　西元一九五一年，切．格瓦拉，二十三歲。就讀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休學一年，騎摩托車環遊南美洲。八個月後，切．格瓦拉重回阿根廷，他在《摩托車日記》一書中說：「寫下這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連切．格瓦拉自己都沒有料到，這八個月的旅行，徹徹底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五十七年後。
　　西元二○○八年，我，二十三歲，就讀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沒有休學，沒想革命，只有一點點微薄的勇氣，趁學生時代的最後一個暑假，自己走一趟南美洲。雖然把我這樣平凡的人跟切．格瓦拉相比，是有點不倫不類的。但我很好奇，在這樣雷同的時空背景之下，如果換作是我，去看切．格瓦拉看過的世界，會看見怎麼樣的風景？這趟旅程，又會給我的人生帶來什麼改變？
　　即便我永遠都不會是切．格瓦拉。
　　照著《Lonely Planet》上的地圖走過幾條大街，進了地鐵站，比手畫腳半天買到了票。幾番轉車之後，我來到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為名的地鐵站，懷著一種朝聖的心情，要去拜訪切．格瓦拉革命的起點。
　　然而我一出地鐵站，撲鼻而來的惡臭差點沒讓人當場暈倒！
　　定神一看，在遊行抗議過後流了滿地的生雞蛋，就這樣一灘一灘地黏在地上，發出嚇人的酸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優雅的歐式建築上，這些骯髒變色的蛋痕顯得格外荒唐。自從二○○一年阿根廷經濟大崩盤之後，這幾年，更是在爛泥巴裡倒地不起。殃及池魚的結果，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經濟學院，也在抗議中遭逢蛋洗。
　　我快步過了街，離開那令人作嘔的惡臭，來到一個殘破的公園裡面。公園裡衣著髒亂的遊民躺在石階上睡覺，而打扮嘻哈的少年群聚著，不知道在談論什麼。霎時，其中一個溜著滑板穿著皮衣的少年朝我看過來。我的腦海裡突然浮現出幾個少年圍了上來，把我痛打一頓之後，又搶走我身上皮夾的畫面。我背脊一涼，匆匆走過公園。
　　馬路的對街，是一棟「山」型的大樓。我想，那應該就是小莫朋友口中說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院。
　　天空剛巧下起了雨，我沒有帶雨傘。跟警衛打了招呼，試著說明我遠道而來的原因。他聽不懂。於是我比了比外面的天空，做出下雨的姿勢，警衛就讓我進去了。
　　然而進了這座大樓，每走一步都讓我怵目驚心。
　　除了周圍的環境是出乎意料的髒亂之外，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遍目所及，就只看到破敗而殘舊的陳設、冷冷清清的迴廊，還有蕭瑟昏暗的燈光。我真的沒有走錯地方嗎？
　　我決定先搭電梯直上，到頂樓看看。
　　可是當我進了電梯，隨著發了癲癇的電梯一路忽走忽停，搖搖擺擺地往上走，我便開始後悔了。電梯停在十五樓，沒有動靜。我想，應該是電梯門要打開了吧？正準備好要跨出腳步，孰料卻在這個時候，電梯冷不防地「唰」一聲，呈現自由落體地往下掉。
　　「幹！」我咒罵著。
　　爾後，電梯又停住了，電梯門等了很久才打開。這次應該是真的停妥了吧？
　　我走出電梯，看不到一個人影，整棟大樓像一座空城。殘破的牆面，昏沉的燈光，我猜想這裡應該不是比較多人的樓層。於是我順著樓梯一樓一樓地走下去，看看每一層樓的人都在做什麼。天知道，當我翻遍了整座醫學院大樓，竟找不到一個可以對談的人。我隱約看見一些白煙，在某些偏僻的角落裡流動，像是這棟建築物百年來的鬼魂。它們在這個空間裡面遊走，偶爾會坐在長椅上，想一些心事。
　　我走到地下室，看著公布欄上密密麻麻的西班牙文。公布欄的鐵框上，右下角有小小一行字，寫著Medicina, University Buenos Aires。旁邊還有一張海報，提到了切．格瓦拉，海報上還稱他為Dr. Che Guevara。
　　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一點切．格瓦拉留下的印記。
　　這裡就只是一間被荒廢了上百年的鬼屋，積存著腐爛的霉味。在整棟醫學院裡，只有廁所地板隨處散落的酒瓶，跟居然大在馬桶蓋上的一坨大便可以證明：這裡還有活人。
　　其實那天在火鍋店，小莫的朋友已經預言了我的遭遇。
　　「你去了可能會失望。」
　　他接著說：「因為在阿根廷，醫生並不等同於高薪跟社會地位，所以即便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醫學院，看起來可能也會滿可怕的。你知道嗎？阿根廷的醫學生從學校畢業之後，一個月只能賺到一千披索，相當於一萬塊台幣，這甚至不及在地鐵站掃地的清潔工一個月的薪資。這麼辛苦又賺不到錢，誰還想當醫生啊？惡性循環的結果，阿根廷人早已對公家的醫生失去信心了。手頭比較寬裕的人，都習慣找私立的外國醫院看病。」
　　小莫也搭著她朋友的話講：「所以切．格瓦拉也沒有那麼了不起嘛，因為醫生在阿根廷本來就不稀罕啊。沒有高薪，又沒有社會地位，不當醫生也沒什麼損失嘛？」
　　也許她說對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捨棄了原本在阿根廷的優渥家境，拒絕古巴強人卡斯楚給的高位酬庸，寧可一無所有地在剛果再次投身革命，可是年僅三十九歲，就在玻利維亞被敵軍處決的切．格瓦拉，如果天上有知，會不會同意這樣的謗語？
　　雨還在下，我佇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偌大的廳堂裡，聽著像鬼哭一般從門縫吹進來的風聲，突然覺得很悲哀。
　　今年，西元二○○八年，切．格瓦拉八十歲的冥誕。我千里迢迢飛過了一座太平洋，來到切．格瓦拉革命的起點，想要找尋當年那個正要開始摩托車之旅的少年，可惜這裡好像沒有人記得他。
　　晚上，雨終於停了。
　　我去了中國街一趟，想看看移民來阿根廷的東方臉孔。
　　有一對夫婦，是從福建出來的。在中國街上賣些炒飯、炒麵還有餛飩湯。餛飩皮很厚，很明顯是機器做的，口感很粗。我問婦人說：「為什麼想來這裡生活？」她只說：「就是來工作。」語氣很冷，語意很保留，讓我覺得她可能有什麼難言之處。
　　「想問一下地鐵站在哪個方向？」我說。
　　「這裡的路我也不熟，你問我先生吧。」不過，連她先生也沒有明確地回答我，只說了一個大概的方向，要我走一段路之後，再問問人。
　　走在中國街上，我遇見另外一位來自台灣賣珍珠奶茶的婦人。她知道我從台灣來，非常開心。她已經十六年沒有回過台灣了，一直抓著我問台灣的近況。不過最令我訝異的是，當她問我住在哪裡的時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住了十六年的她，卻連聖塔慕區在哪裡都不曉得。我多麼驚訝，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卻連鼎鼎大名的聖塔慕區都沒有去過，難道不覺得遺憾嗎？
　　離開的時候，她也差不多要收攤了。
　　一杯六披索的珍珠奶茶，我原本嫌貴，但後來想想還滿難得的，就買了一杯。味道很道地，甚至比我在台灣喝過的還要好。她很自豪地說，這是用某廠牌做出來的珍珠，其他的牌子味道就沒有這麼好。我問她：「為什麼來這裡工作？」她說：「阿根廷人及時行樂，沒有什麼儲蓄的概念。所以賺多少就花多少，要賺他們的錢很容易。」她呵呵地笑說：「阿根廷只是一塊跳板吧！很多華人賺夠了錢，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然而，大概是沒機會了。在阿根廷經濟崩盤之後，所有的人的身家都隨幣值掉了三分之二。能在阿根廷站穩腳步，已屬不易，遑論美國？
　　美國，已經成為一場幻夢。
　　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中國城，都有一種共通的現象。中國街上的華人生活圈很小，小到他們不需要出中國街，就可以在這裡過一輩子。有些人甚至還覺得，只要出了中國街，就容易遇到危險。就布宜諾斯艾利斯來說，博卡區跟聖塔慕區就是完全不宜前往的地方。這裡的華人足不出戶，雖然住在阿根廷，但其實跟住在中國某一個小鎮，沒什麼區別。只是當初誰也沒能料到，人走出了國門，心卻築起了高牆，不肯去認識這一個嶄新的世界。
　　十六年沒有回去台灣的婦人不解地問我，跟福建那對夫婦所問的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你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只為了旅行？」這樣的問題，該是我問的吧？為什麼你們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只為了賺錢？
　　我突然有一種很可怕的想法。覺得自己來到了動物園，觀看關在牢籠裡的一群動物。我們有同樣的膚色，跟同樣的瞳孔。我瞠眼看著牠們，如同牠們瞠眼看著我。
　　在中國街，我在華人的臉上，看到了人在異鄉的寂寞。
　　但是我不懂，他們如何能捨下一切，在異域重新開始他們的一生？就像他們不懂，我為什麼要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然後什麼也不做地就回去？
　　我們誰也不會懂誰。
生雞蛋的惡臭，沾汙了堂皇的建築。滿街的遊民，站在切．格瓦拉的起點。明明鼓起了勇氣才離開故土，來到異鄉之後，卻比過去更加畏縮。
這座城市，充斥著理想與幻滅的矛盾，充斥著我不解的現實。
踩著雨後的Mendoza街，在清冷的空氣中散步回家。平凡的一天，有著不平凡的故事。我開始明白，人們喜歡這個城市的理由：它不完美，可是它很真實。

沈佑銓，1984年生於台南。
　　自台南一中畢業之後，負笈北上，就讀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大學期間，修習聲樂，入選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並隨團至美國、馬來西亞、澳門巡迴演出。2006年入選世界青年合唱團，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八十名歌唱好手齊聚一堂，代表台灣於義、瑞、法、比、德巡迴演出。2007年重回世界青年合唱團，於南非、納米比亞巡迴演出。
　　人生前面的二十五年，不務正業，旅行於世界各地。走過二十四個國家，最喜歡的仍是新疆。七年的大學生活中，因為上百場的歌舞表演過於活躍，無法契合眾人的期待想像，因而被戲稱為「主修聲樂及合唱，輔修旅行及攝影，並在閒暇之餘，參加醫學性社團」的醫學生。2010年於台北榮總任實習醫師期間，完成了南美遊記。同年畢業，出版《走過世界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