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尊君思想、華夏民族主義、獨尊儒術等思維面相，層層剝解中國大一統專制制度，揭開其思想源頭。
◎專章論述，比較中、西方專制制度的制約與特色。

為什麼近代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比西方高得多，但為什麼近代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

事實上，自漢武帝獨尊儒術，思想大一統後，雖鞏固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對老百姓思想的統治，禁錮了個人思想的自由發展。因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剝奪了其他學術思想發展的機會。中國近代文明之所以會落後於西方，實難以不歸咎於儒術與政治合流，長期獨尊儒術造成的思想禁錮所種下的肇因。
另一方面，古代中國為因應大一統政治的需要，科技有著明顯的政治化的傾向。最典型的例子體現在基礎科學的天文學和數學上。天文學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官方科學，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從一開始就依附於政治，是「應用的政治科學」。而中國古代數學的進展都體現在曆法計算中，算學依附天文學而枯榮同命、相輔相成，當明代天文學僵化沒落的同時，也連帶影響算學同步衰微。
解答中國近代文明之所以會落後於西方，實為因獨尊儒術，思想大一統的封建專制主義所種下的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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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候，讀到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心有戚戚之餘，繼而心中總是浮起疑問，中國不都說自己是偉大五千年文明嗎？怎麼經不起中英一戰？庚子後，中國每況愈下且淪為列強之次殖民地的地步，對於中國近代以來的積弱不振，驚愕之餘，屢思而不得其解。後來，讀到張學良發起的西安事變，對於教科書的說法，總是覺得不對勁，當時正值七、八○代，台灣還是戒嚴時期，課外讀物少，沒有言論自由，教科書決定一切。教科書還寫八年抗戰，日本侵略中國，南京殘殺中國人，為何戰後蔣以德報怨呢？三十八、九年蔣毛大戰，蔣兵敗如山倒，黨政軍大員紛紛倒戈，這和教科書中描述蔣的英明偉大，人格崇高的印象顯然離背，何以致此？
上了大學，這些疑問還是不得其解，但總覺得問題不是教科書所說的單純。逐漸閱讀的層面較廣，終於有了初步的認識，原來教科書都在官方控制下，其言論都偏向專制統治的需要，不錯，教科書（一般媒體亦然）95%以上的言論是正確的，但關鍵的5%，不是故意遺漏，就是似是而非的政治謊言，而正是這5%的部分，即可推翻絕大多數95%的內容。於是我得到一個結論：政治是騙人的謊言。
1971年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給我莫大的驚怖，但觀察同學們卻無動於衷，教育部甚至派專員到校宣導，說此後不必攤繳交聯合國大筆經費，對我國未嘗不是有利……。面對這樣的說詞，我驚駭莫名，一旦退出聯合國，台灣即變成國際棄嬰，中國侵略台灣誰能聲援？但我也終於更清楚了，這都是政治謊言，而這謊言之所以能得逞，國人長期處於言論不自由及思想控制的政治環境下有關，專制政治的禍害首度進入我的腦海。
解嚴以後，閱讀漸廣，對於近代中國國事糜爛、文化停滯原因的探究，逐漸形成了大致的輪廓。50歲以後進台北大學讀社會研究所，讀書也較有所選擇，心得逐漸加深，終於對近代中國科學何以停滯這個從年輕就開始探索的問題，累積了一定的看法，而真正動筆書寫卻是兩年前的事了。
李約瑟以其巨構《中國科學技術史》，探討討近代中國為什麼從西元前一世紀以至於西元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但為什麼中國文明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李約瑟的提問後來發展成為所謂的「李約瑟難題」，但終其一生，李約瑟對自己的難題並沒有提出適當的解答。其後，學者試圖解答難題的企圖始終不衰，但迄今為止，尚無符合眾望的回應。
2009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方正先生，出版了《繼承與叛逆》，書的副標題：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陳教授書中相當深入探討西方科學的發展史，認為現代科學是拜一個傳統，前後兩次革命所賜。所謂一個傳統指的是從古希臘到現代的自然科學都同一尊崇數學研究的傳統。所謂兩次革命指運用精確的數學以量化自然科學的研究，第一次革命在古希臘，就是柏拉圖傳承了畢達哥拉斯教派對于數學乃是探索宇宙的永恆真理的鑰匙的傳統。而現代科學革命無疑是通過數理科學的突破，現代科學的其他部分也莫不是以數學和物理學為其終極基礎。兩次革命的巨變表現為數學的突破進步為核心，進步的關鍵在於嚴格證明觀念的萌生，以及嚴格證明方法的發現。足見，數學在近代科學革命中所占的關鍵核心地位。
和西方比較，古代中國數學卻走向另一條道路。在古代中國，數學基本上是一門實用性科學，為天文學的附庸。中國傳統的數學，在算術和代數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偏重於量與數的計算方法，始終未能成為純理論的獨立科學。中國古代科學實用化的特色，使的中國傳統的科學發展缺乏形式理論體系建構的需求，致科學未能應用數理將自然研究規律化、體系化形成有機的邏輯結合與方法。
古代中國為因應大一統政治的需要，科技有著明顯的政治化的傾向。最典型的例子體現在基礎科學的天文學和數學上。天文學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官方科學，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從一開始就依附於政治，服務於政治。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官方性質是中國科學政治化的體現，天文學是「應用的政治科學」，天文學在中國古代一向政治意義大於科學意義。政治的影響同樣發生在數學之上。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和數學關係密切，數學的進展都體現在曆法計算中，算學依附天文學而枯榮同命、相輔相成，明代天文學既然僵化沒落，連帶影響算學也同步衰微。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天文和數學是中國大一統政治及文化的特殊產物。
大一統專制主義是影響中國近代科學落後更重要的社會因素。漢代自武帝獨尊儒術，其影響中國是異常巨大的。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大一統成為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這有助於中國的統一。但另一方面，它也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並強化了對老百姓思想的統治，禁錮了個人思想的自由發展。因為儒學成了國家之學而罷黜百家，無疑地剝奪了其他學術思想發展的機會，因此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自獨尊儒術以後已成絕響。中國近代文明之所以會落後於西方，實難以不歸咎於儒術與政治合流，長期獨尊儒術造成的思想禁錮所種下的肇因。
大一統思維與中國專制主義是攣生的關係。在大一統專制統治下，幾千年來的中國，專制權力一直在中國社會中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大一統專制統治，隨著明清的專制程度的加強，極端的專制像懸在人民頭上的一把刀，全罩式有形無形的壟罩在每一個人的頭上，不僅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舉止、是非功過、禍福榮辱及生殺予奪，連精神思想層面也受到專制君權的直接箝制。中國專制主義到明清時代，已經發展成最完備、最高度成熟的階段，中國在這種極端的專制主義下，導致思想僵化的惡果，使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失去了創造動力和生機，專制的代價是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和科技等全面停滯、倒退。專制主義不得不為中國近代科學停滯衰退負最大責任，這是本書主要的討論議題。
中國崛起之後，最近因南海主權的歷史糾紛，和周遭國家掀起外交甚至武力衝突的機會大增，而兩岸關係也因民進黨的小英總統上台，出現新的變數。所謂92共識問題其實是大一統傳統思維的延伸，中國對大一統是否有新思維的構思，不僅關乎兩岸的和平的維持，也和中國崛起之後其世界地位的新定位息息相關。對中國大一統思維的探究，在此時此刻尤具意義。
本書的寫成得力於南開大學教授劉澤華等及其研究團隊甚多的啟示，劉教授基於其生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際遇，在中國的現實政治環境之下，仍不放棄深入中國傳統專制思想的研究，誠然令人感佩。同時，更要感謝內子郭麗英始終如一的鼓勵，沒有她的精神支持，本書完成或將遙遙無期。而書中引用之處若有不是，或是疏漏錯誤者，祈請方家指正，並應由作者自負文責。

第陸章　大一統專制政治的代價


第一節　中國科學何時開始落後於西方？

古代中國科學何時開始落後於西方？這樣的問題意涵著古代中國的科學發展曾經領先西方，經過一段歷史的轉折過程，而逐漸落後於西方的。一般而言，科學被視爲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的各種具體規律性知識的理論體系。英文中「Science（科學）」一詞有廣、狹兩個意義：前者泛指所有運用科學精神及方法研究的學科，包括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等；狹義的科學包括基礎科學（即數學及自然科學），與工程學、醫學等應用科學。科學既然指涉的是一龐雜的理論體系，包括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因此談及中國與西方科學從時間上的比較，只能以一個約略的期間表示；而科學的種類亦必有參差之別，例如以農業水利而言，西方至少在十九世紀為止尚落後中國之後。至於基礎科學的數學，自然不能不推論明清之際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方。亦即從整體而言，明清之際，中國大部分的基礎科學相對落後於西方；應用科學方面則有不少是西方仍落後於中國的。

一　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特色

任何社會的科學發展，基本上和該社會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等的發展程度及趨向息息相關。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天文和數學是中國大一統政治及文化的特殊產物。研究中國科學的發展有諸多面向，從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特色的角度，其中包括科學實用化及科學政治化的特徵。

（一）科學實用化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經指出中國古代：「系統化、自然主義式的思維也未臻成熟」、「自然科學整體而言仍停留在純粹經驗性的層次」、「儒教雖然發展了一套宇宙創成的理論，本身卻無形上學的興趣。這個學派在科學上的成就很微少。」、「正統儒教除了純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純粹的實用項目以外，其他的概無興趣。」（註1）中國從漢武以來，儒家一直主宰著國家意識形態，儒家因此也有儒教之稱。古代中國在儒家崇尚務實和「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科技具有強烈的實用性。
中國傳統的科學研究中，屬於自然科學而有較大成就的有天、算、農、醫等四門。其中天文學與算學屬基礎科學，農學和醫學屬於應用科學領域。中國科學的發展的特色之一是大多是在經驗中獲得，以實用為目的，缺乏理論體系的建構和證驗。席澤宗在〈論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社會功能〉論文中指出「希臘天文學從畢達哥拉斯學派開始，即企圖建立一個宇宙模型。……柏拉圖企圖使天文學成為數學的一個分支，他說：天文學和幾何學一樣，可以靠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來研究，不必去管天上的星界。……但這條思路卻決定了歐洲天文學的唯理性。與之相反，自然科學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所佔的地位很小，不受重視。」中國先哲們央求天文學的只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註2）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註3），這種思想決定了中國天文學的實用性。可見，中國和希臘對天文學研究的方向與目的，有本質上的不同。
在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早，甲骨文中已有豐富的天文紀錄，這證明在西元前十四世紀，中國的天文學已很發達。但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者都具官方身分，使的天文學染上政治的色彩，它的發展也因而受限。《尚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註4）天文學家的任務是觀察日月星辰的流轉，訂定曆法和時間。因此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觀測紀錄之長之豐富舉世無雙。
但因中國古代幾何學不發達，缺乏幾何學的配合，天文學的發展對天體內部規律的研究始終闕如。古代中國「基於曆法的需要，天文學的研究慣於在天體的觀測資料中，尋求一些週期性的規律，而不像古希臘的天文學家如尤得薩斯（Eudoxus）、希巴克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等人所提出的幾何模型，總是企圖解釋或蘊涵天體在三度空間中的運行。」（註5）席澤宗也指出：「西方天文學發源於古希臘，希臘天文學由於幾何學發達，預告行星的位置是用幾何模型的方法，通過觀測建立模型，使模型可以解釋已知的觀測資料，然後用該模型計算已知天體的未來位置並以新的觀測檢驗之。」（註6）中國因為幾何學不發達，通過模型預測天體宇宙的物理圖像及其運動的物理機制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古代中國天文學的發展總是侷限在天文現象的觀測上。哈雷彗星從西元前240年（秦始皇七年）到1910年為止（清宣統二年）被記錄了29次，卻從未有人發現其軌道的變化和平均週期。這一切凸顯出中國古代天文學重實際經驗記錄和功用，卻無模型化、理論化的嚴重缺陷。
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生產對自然的氣候變化有極大的依賴性，因此大一統政府為配合農時，就須訂出一套準確的曆法。中國古代的曆法制定，就是為了精準的建立二十四節氣以配合農時，如「清明下種，穀雨插秧」，至今仍為農民農作時的參考。從現行的農民曆中，二十四節氣的分法，主要是推測一年當中氣溫和雨量的分佈和變化。由於天文學的主旨在觀測、定曆法，實用的色彩就十分突出。實用性實在為中國古代天文科學發展的主要特色。
再如，中國傳統的數學，在算術和代數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因開始即成為天文學的附庸，偏重於量與數的計算方法，始終未能成為純理論的獨立科學，誠如陳勝崑在〈開創與限制—科技發展的回顧與檢討〉一文中說：中國數學缺乏抽象的觀念、邏輯的證明，一直沒有得到鼓勵。古埃及、巴比倫的幾何學，和我國的情形一樣，以實用為主。（註7）同樣的情形，約成書於東漢初期的《九章算術》，是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數學著作之一，代表周秦以來數學知識的集大成的著作，但只要看它的九章篇名如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和勾股章等，除了「盈不足」、「方程」等章，其餘均以土地丈量、計算土方、及土木建築的計算等實際應用為主，都離不開實用算數，和官僚的實用算術手冊的性質，絲毫沒有涉及數理結構及邏輯模型的理念。通篇的《九章算術》既以實用為主旨，自然也限制了它近一步的發展。而後世學者的研究也均不脫《九章》的格式和體例，期間雖有如魏晉時代的劉徽的原創性的發揮，邁越了實用數學的傳統，卻未能以形式的理論體系統整數學的研究，使的中國的數學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隨著天文學從明代開始衰落而停滯，也難以再登上層樓往更上發展。
中國古代科學實用化的特色，使的中國傳統的科學發展缺乏形式理論體系建構的需求，致科學未能應用數理將自然研究規律化、體系化形成有機的邏輯結合與方法。簡言之，中國古代數學中沒有形式邏輯，尤其沒有演繹邏輯。李約瑟就嘗說過：「在從實踐到純知識領域的飛躍中，中國數學是未曾參與過的。……在古代中國的數學思想中，最大的缺點是缺少嚴格求證的思想。」（註8）古代中國數學的成就都是經驗的積累，沒有推理和證明，總之，是缺乏理論的架構。中國古代數學強調實用，未能像西方數學那樣發展出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純數學，所以其能到達的高度和成就也就大為受限。
西方從古希臘人開始即注重數學推理和證明，許多哲學家同時也是大數學家。西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哲學家和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學可以解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對數字癡迷到幾近崇拜。同時，他認為一切真理都可以用數學去反映和證實，他信奉「萬物皆數」，研究數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應用，而是想通過揭露數的奧秘來探索宇宙的永恆真理。柏拉圖（Plato，西元前427—西元前397）承繼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理念，他主張年輕的學子應研習數學，因為它提供了理性思維的基礎訓練，據傳在他創辦的「柏拉圖學院」門口寫有「不懂幾何者不准入內」的牌子。後來，歐幾里德將所有幾何命題通過一組公設推導出來，他的《幾何原本》把古希臘數學推向理論最高峰，開創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首度完成了數學理論的體系化，這在當時是無二的創舉。
在古代中國，數學基本上是一門實用性科學，為天文學的附庸，隨著天文學的進展而發展的。李約瑟說：「很明顯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中，數學的重要性，主要是在於它與曆法有關。在《疇人傳》中，很難找到一個數學家，不發詔參與或幫助那個時代的曆法革新工作。」（註9）席澤宗也說「中國數學的許多進展都體現在曆法的計算中」（註10）。以集周秦以來天文曆算的科學研究成果的《周髀算經》為例，卷上記載周人用測日影表在周都城進行觀測的事，因而書名稱為《周髀》，是中國中國古代一本數學專業書籍，同時也是部天文學著作。書的一部份主要是講解天文學「蓋天說」的理論，其中畢氏定理用來測量天體。（註11）在〈開創與限制—科技發展的回顧與檢討〉論文中，陳勝崑指出：「我國傳統的數學，雖有很大的成就，但始終未能成為純理論性的獨立科學，數學的存在，只是為立法、建築、水利、運輸、賦稅、商業而設的。」（註12）
古代中國的數學在算術和代數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基本上，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特色是集中在代數方面，不注重推理驗證，也欠缺邏輯演繹的方法應用，係針對實際的各式實用問題，著重具體計算的一種演算法體系，它特重在機械化的演算。郭光華在〈試論中國古代數學衰落的原因及啟示〉中指出：中國的傳統數學主要是以算籌為工具發展起來的，籌算目的是算，證明處在一個次要的地位；算籌也只能表示一般意義上的量，難以表示更高層次的抽象的量，難以進行數學所必需的邏輯論證。比較之下，古希臘，數學不但著重於向理論方向發展，遵循嚴密的邏輯形式，而且創建了研究數學理論的基本方法，如歸謬法、歸納法、演繹法等，以證明定理，建立公理化。而中國古代數學雖然成就輝煌，但因偏重於代數運算，演算法很高明，知識比較零散，縱橫均缺乏連續和聯結，沒有形成一套抽象化、形式化的理論體系。由於缺乏「大自然是遵循數學原理所設計」的概念，因此，很少能運用數學方法歸納成有意義的數學結論或公式的科學家。即使計算結果的精確度異常的高，如祖沖之把圓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間。中國古代數學著作，無論是《九章算術》、《周髀算經》，還是《海島算經》、《測圓海鏡》、《四元玉鑒》等都是在演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數字的精準，但仍無法導引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出一套抽象化，形式化的理論架構體系。
邏輯推理的方法在西方發軔的很早，古希臘學者亞里斯多德的《工具論》論述了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其後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系統化運用邏輯推理的典範，《工具論》為後來的科學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必須承認，邏輯推理方法並非中國科學研究的傳統，中國古代的數學的著作中，也缺乏用邏輯推理形成公理化體系的代表著作。如中國古代堪與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媲美的《九章算術》，既沒有任何數學概念的定義，也沒有給出任何推導和證明。中國傳統科學不重視完整的邏輯方法，古代科學書籍都向來都僅描述事實與現象，缺乏以邏輯義理的推演，因此形成只有最後結論，而沒有過程中的推論。
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一開始即以實用為主旨，和古希臘科學偏重理論思維，講究思維方式的特點不同，此決定了兩種文明日後科學發展的分歧點。西方科學的思維方式潛藏了科學發展的莫大潛力，配合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產業革命，終而啟動近代的科學革命波瀾壯闊的開展。而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內在缺陷（特色），缺乏促進自然科學的數理理論體系化，限制了它繼續發展的動力，這是近代中國科學落後的主要根源之一。


以上內容節錄自《專制的代價：探討中國近代科學停滯的原因》柯明章 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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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明章
1951年出生，政治大學商學院統計系畢業，2006年獲得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在職專班碩士，2010年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研究所肄業。平素好社會人文研究，屢有短文見於報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