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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論臺灣鼠疫緣起
臺灣鼠疫從何而來?中國傳入?日本傳入?臺灣本土風土病?為何會推測日本傳入?因為日本人自1895年始政臺灣,隔年就爆發鼠疫疫情,有沒有可能臺灣的鼠疫源自於日本而非中國?當時臺灣民間也有諸多討論,云云日本領有臺灣的隔年即爆發鼠疫,難道不是日人帶來的嗎?但殖民政府提出反駁,認為當時中國鼠疫大流行,臺灣僅一水之隔焉有不被傳染的道理?且日本在1899年才被中國感染,於神戶爆發疫情,而認為中國與印度方是鼠疫起源地,臺灣為日本帝國領土,與歐洲諸國同為強權大國,如此疫病甚是可恥,必須儘快撲滅。
當時中國華南鼠疫,也因為國際貿易之便,由中國擴散疫情到日本,所以筆者從日本鼠疫發生時期與過程做分析,試圖確定臺灣鼠疫緣起。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的古籍史料中,對於疫病的稱呼種類症狀,也多是模糊不淸的敍述方式,在明治維新之後全面西化的現代化,對於傳染病記載有明確的統計數據。1880年代,日本本土主要傳染病以コレラ(霍亂)、赤痢(痢疾)、痘疹(天花)、チフス(斑疹傷寒)、腸チフス(傷寒)、ジフテリア(白喉)這六大列為主,從河田勇藏《官民必讀法林》所統計的資料,自1888年到1894年,日本最主要傳染病的統計表中,我們可以看到痢疾患病人數最高,在7年內造成531,950人染病,128,675人死亡,但痢疾死亡率並非最高,而是霍亂,在這7年之間染病人數60,772人,死亡人數44,952,平均死亡率高達7成以上。日本國內霍亂是屬於輸入型的傳染病,尤其以沿海城市為主要感染地區,流行季節多在夏季,尤其是八、九月間,整個疫病流行時程長達4個月,以這一份資料六種主要傳染病,筆者並未發現鼠疫感染的病例,如果1894年之前,日本沒有鼠疫傳染病,那麼1896年發生的臺灣鼠疫,應非從日本感染而來。
1896年日本才首次發現了鼠疫病例,由停靠在橫濱港的英國輪船上的旅客,身上患有鼠疫菌而發現,這一個案例是屬於輸入型的病例,而在日本本土原發型鼠疫,是在1899年11月神戶以及大阪產生本土原發性鼠疫,値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輸入型或是原發型,這些鼠疫傳染病的來源皆屬於港口城市。神戶鼠疫共造成23人感染,但是疫情並未擴散,而大阪市的疫情持續到1900年,共造成230人染疫,死亡198人,死亡率86.09%。另一份數據顯示出,十九世紀末的日本,以大阪府為主要鼠疫重災區,始自於1899年到1926年間,共有2,914個患者,造成2,377人死亡。日本鼠疫的由來,從廣川和花發表的〈近代大阪のペスト流行にみる衛生行政の展開と医療 衛生環境〉論文中,研究了中國鼠疫傳播途徑,香港跟日本之間因為貿易往來,推測疫病來自於中國,也探討了中國北方滿洲地區,與嶺南鼠疫以病理現象,去推測傳染發展之異同。另一學者坂口誠所發表之〈近代大阪のペスト流行,1905-1910年〉,該篇文章以大阪府二十世紀初的鼠疫研究為主,以日本與孟買之間頻繁的棉花貿易,來推測鼠疫來自於海外傳入,源自於國際貿易網路。日本鼠疫流行並未重創日本社會,反而檢視出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因為霍亂大流行,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後,當局建立起醫療公共防疫的政策,與詳實疫病的統計數據,並於後續的鼠疫達到極佳的效果,不論在染疫人數與疫病流行時程。
另外鼠疫發生之地,大多為貧窮落後,或是衛生基礎建設不足的國家地區,而日本鼠疫的爆發反而與傳統因不潔而引起的疫病流行不同,主因是城市中包含國際海運與本地水路系統,以及因應貨運需求而建構的倉庫,成為整個疫病傳播的主因,當局在疫情期間,採取的交通禁斷、隔離、消毒、補鼠、醫療介入……等防疫策略。基於上述所述,筆者以當時臺灣首例病疫的產生,與傳播途徑來做分析,認為臺灣鼠疫並非源自於日本,而是專注的中國與臺灣之間傳播途徑之研究。
前述中我們得知,在日治之前臺灣風土病症與傳染病的記載在傳統史料中,對於病名、病症的描述是模糊的,多以疫、瘟疫、大疫等字眼帶過,所以很難得知日治之前,臺灣是否就存在著鼠疫,以筆者之考證可以確定的是臺灣非鼠疫自然疫源地,所以鼠疫非本地原發型,當外來的傳染源;另外臺灣與中國福建省往來密切,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源自於中國雲南,一路往東蔓延,直到1884年傳染到福建廈門地區,比香港鼠疫發生還提早10年,這部分在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有詳述,當時與臺灣往來密切的中國港口有廈門、泉州、福州,首次鼠疫年份分別為1884年、1888年、1890年,史學家認定臺灣鼠疫由這幾處蔓延來臺當為屬實,另外臺灣鼠疫的傳播也獨具特色,並非「一點突破、全面擴張」,而是多點突破全面擴張,以北中南三個地區第一次鼠疫病例來看,臺南安平1896年4月第一起病例,同年10月臺北產生疫情,隔年1897年2月,中部鹿港地區第一起病例來看,這三起病例都是病發於港口型城市,然後在周邊城鎭呈輻射狀爆發,會造成這樣的傳染特色,筆者認為與當時中國對台往來,主要港口由北而南福州、泉州、廈門有關,加上臺灣當時交通建設不足,島內運輸多以航運為主,地域限制了陸上交通的發展,也緩和了傳染病藉著人類遷徙而傳播致病。
在殖民政府的立場上,認為鼠疫從中國而來,但不排除在日治之前的淸領時代,鼠疫已在存在於臺灣;這個論點非常有趣,殖民政府一方面認定鼠疫是外來傳染病,一方面又不排除鼠疫是臺灣風土病之一;在那個醫療不發達的年代,這樣的推斷有其道理,但這樣曖昧不淸的敍述於官方文件中,筆者推斷殖民政府,有意將鼠疫打成臺灣風土病,是為了在國家衛生理論的統治架構中,增強統治者對民間控制的力道,這部分在後續章節詳述。
從第一個鼠疫案例之後的22年間,鼠疫在臺灣肆虐全島,除了臺東與恆春之外無一倖免,這些病例都集中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之前,而該年之後全島疫情趨緩,僅剩餘嘉義廳所屬地區,仍是鼠疫感染猖獗地區,整個疫情反覆22年,期間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最為慘烈,全島患者共達4,499人,導致3,673人死亡,其中最嚴重地區依序為,臺南廳患者1,461死亡1,142,臺北廳患者1,284死亡1,142,嘉義廳患者886死亡717人655。
以上內容節錄自《十九世紀華南鼠疫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殷揚智等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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